我的母亲李佩芸-建德作家
本图来自花瓣网
我的母亲李佩芸
我的母亲李佩芸，婚后大部分时间住在杭州北山路上，与北山路有着很深的渊缘。北山路上的老住户至今仍记得，文革时期，有过一位戴着金丝边眼镜、文弱斯文的女人，手执一把大大的竹丝扫帚，在扫马路。一边扫，一边忍受着旁人的围观，指指点点，忍受着顽童的扔石块、吐口水、无休无止的漫骂……
她一声不吭，从不辩解，从不举目，只是默默地低头扫路。
许多人不知道她是谁？为什么会在北山路上扫地？
路人只晓得，北山路上住着一个货真价实的老右派，一个有问题的人。什么问题？谁也说不清。
其实，文革时知识分子斯文扫地，哪个有良知的人没受到过“冲击”，扫扫地，又算得了什么？
母亲的一位学生说，文革时，全国人民遭殃，连国家主席都受尽凌辱，含冤而死。李老师能活下来，已经是不幸之中之大幸了。
母亲学生时代
我外公有七个儿女，母亲是老三，曾是杭州第十二中学语文教师，其实，母亲的大学专业并非中文蓝旖琳，而是外语。妈妈常为能够讲一口流利英语而洋洋自得，不无自豪地夸耀，说道：“在念金女大那阵子，别人读英文十分吃力，将时间耗在背单词上，惟有我们中西出来的几个人，个个读书轻松自如。”
她说的“金女大”，就是“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中西”也就是上海“中西女中”。
她解释道：“我们中西女中从前是教会学校，清一色洋人授课，从小养成了说英语的习惯，大学读的又是外语系。英语脱口而出，轻车熟驾，惹得别的同学羡慕不已。”
母亲为人真率坦诚，不会隐藏什么。
前排右二为母亲李佩芸/五十年代
她说：“我的几个兄弟平时总是忙着自己的事，无暇与家人沟通；大姐（我的大姨妈）将心思全放在学习上，待人接物，谨慎淡然，回家不常与父母交谈；二姐注重家务事，唠唠叨叨一些琐事；小妹长得漂亮，身边总有许多男生围着。惟独我喜欢文学，回到家，便与父亲谈谈诗歌，说说唐宋诗词，讲讲逸事趣闻，令整天沉浸于事务的父亲在烦忙公务之余，找到了一片绿地。”
抗战时期，金女大西迁成都。谈到大学时的生活，母亲津津乐道，她说：“在‘华西巴’（当时“金女大”成都所在地）的那段时间，生活离乱艰难。我们这些从江浙沪一带跑到大西南的学生，哪能与在江南时的优逸生活相比。不过，虽然清苦了点，一到周末老章书签，女孩子仍然出去与外校的男生约会。那个国难时期，大家都从沿海一带逃难出来，远离家乡，亲人流落四方，渺无音讯，大家的思乡恋家之情，则是不言而喻的。”
在杭州当教师
五十年代初，母亲成为一名中学教师。她说，自己虽然大学的专业是英语，不过英语不“吃香”，在“一面倒”大形势下，全国开展学俄语运动，英文不被人看重。
她又说：“解放后，我是以国文成绩优秀获中师资格的，付文丽在杭州第十二中学当教师。”
母亲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有相当深厚的造诣，唐宋明清的诗词小说，她常常脱口而出。说到宋词时，母亲会情不自禁地背诵某些经典篇章，尤其是词人李清照的诗词，信手拈来，让人赞叹不已。母亲在教书时，喜欢给报刊投稿，经常有一些零星短文在报纸副刊上发表。每当收到一点微簿的稿费时，便会喜形于色地向同事们炫耀：“你们看，又来稿费了。”
当年十二中与“杭女中”只有一墙之隔，十二中礼堂没有杭女中那么宽敞，于是乎，学校要搞什么“周年纪念”，或联欢晚会慢走丝编程，便借用女中的大礼堂。我还在读小学低年级时，有一次，“十二中”举办文艺晚会，母亲不愿将我丢在家里，带我一起到学校去。
师生们见到李老师带来的孩子，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一到学校，母亲就去张罗她的事务了，无暇关照我。
于是，她便会将我托咐给几名同学，学生便会如同大哥哥、大姐姐一样，将我引到晚会前排最显著的位置，客气地拿出许多糖果来招待，仿佛享受到“贵宾”待遇。当时，我并没有感受到什么，只是后来母亲离开十二中了，每当我参加什么周庆活动，便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当年的情形，有一种“失落感”，多有“好景不常”之意。
回忆起教书生涯，母亲似有一种五味杂陈之感。
父亲在安吉路的浙江省城市设计院工作，从十二中到安吉路只有一箭之地。母亲说该隐传奇，十二中食堂的伙食质量没有设计院的好，饭堂里总是吵吵嚷嚷的。于是，每到中餐时，母亲便会骑上自行车，到安吉路父亲的单位，俩人一起就餐。
在五十年代时期，一名女教师能够骑着自行车上班，还是一件极为时髦的事，招惹了不少人的羡慕眼光。
多少年来，每次当年她的学生举行聚会时，便会将我请去。
他们说，我代表了他们心中的李老师。大家会情不自禁地谈到李老师当年的情形，仿佛都怀有一种不约而同的由衷感慨，一种意犹未尽之情。
有一个同学说，家里较穷，读到初中后，父母便想将自己辍学务工，补贴家用。李老师听说后，一次又一次跑到家里，说服家长继续让孩子读下去。班里家境困难的同学多，申请助学金并不容易。李老师一次又一次跑到教导处，为他张罗申请助学金，才让他读完了初中。
还有同学说，李老师在每学期开学前，总要做家访，对每个教过的学生都关怀备至。她教课文中的古文、诗词时，特生动。令人印象至深的是，不仅解释诗词的文字，还能将作者写作的意境表达出来，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不过，令各位同学印象最深的事，莫过于李老师在节假日带着同学一起去春游或秋游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PICNIC（野餐）这样的洋玩艺儿，大家闻所未闻。李老师常常自掏腰包购买食品、水果，师生谈笑说唱，留下了一生中难于抹去的美好记忆。
谁也没有料想到，五十年代，母亲在十二中教书的那段日子，成为她一生中最“辉煌”的岁月刘玲辉。母亲多次对我说，其实，在十二中教书时，你们（我与姐姐）还小，家里虽有阿姨照看，总是不放心，你们年纪小，老是生病，于是，只要一下课，便开溜回家了。对于校中纷纷扰扰的事，完全不知情。
父母与作者/1951
因为既要照顾小孩，又要当班主任，学校的许多会议，能请假的，就尽量请假了。反右运动开始时，母亲混然没有察觉已经“大祸临头”。有一次，学校开批判会，批斗当时的校长，许多人上台慷慨陈词，声色俱厉，“揭露”校长反动言行丘倩鸣，当场拳打脚踢。
母亲坐在台下，在如此激奋的场合，忍不住，竟然流泪了。
有人问她，她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老师，人家是党员，参加过抗美援朝，身上有枪伤，你们不可以这样的潘成豪。”
此时，全场愕然。
母亲一个人离开了会场。自此，再也没有回过“十二中”。
母亲，一个与世无争的人
母亲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后来吴桂贤简历，领导上门来找过我，对我说，那些批斗会是针对那个领导的，你是普通教员，不会对你怎么样，放心来上班好了。”母亲常常说，在十二中时，她只是一名家庭妇女式教师，一个与世无争的寻常女人，不知道领导之间的明争暗斗。
领导也说过，不是“针对”她的，放心好了。
可是，母亲说什么也不愿再回到十二中去了。
自从“反右”后，母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家庭妇女，一心一意，烹菜煮饭，相夫教子。有时，母亲依然很想做些事，她请在国外的亲戚寄来几本原版小说，翻译过外国文学作品，只是找不到地方出版，也没有地方发表；文革时，都被人当作“罪证”抄走了。
她到孤山浙江图书馆借书，当时图书馆的书籍不外借，只能在馆中阅读。于是，母亲经常整天呆在图书馆中，借此消磨时间，这样一直延续到文革。
文革开始的时候，母亲所在地居民区到十二中外调，终于了解到，母亲在反右运动后期，就已经被划为“右派分子”了。
这些人如获至宝，对于居民区的造反派来说，文革时批斗什么“小业主、资本家、坏分子”，揭发一些“不正当男女关系”，等等，这些事，已经不过“瘾”了。终于，他们找到了一个货真价实的“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于是，文革时，造反派能想得出来的，对人格的污辱，拳打脚踢，对人的摧残，他们都在我母亲身上，用尽了。
66年时，菜场在岳庙对面的一个弄堂里，造反派让她挂着“右派分子”的牌子在菜场扫地。后来仿佛觉得在菜场挂牌扫地，仍太“便宜”她了，勒令她每天到岳坟街扫马路。
北山路，文革前叫做岳坟街，她在街上扫地时，虽说许多年长的人偷偷对她投来同情的眼光。可小学生对她吐口水，扔石块，叫喊“打倒右派分子”，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无论在精神上，或者，在肉体上，母亲都承受着极大的痛苦与压力。
文革时，父亲在设计院工作，也遭到无休无止的批斗。
大体上说女王蜂的王房，政治运动中的建筑设计院，所有的“老知识分子”都受到了冲击，个个“脚碰脚”，各自都有一本难念的经，父亲作为摘帽右派，只是处在“陪斗”的位置。
母亲就不同了，她是岳坟街惟独的右派分子，被“孤立”了起来，成为造反派特殊的“专政”对象，尤其是我家的那座房子，岳坟街93号，在街上特别触目，只要一刮什么“政治运动台风”，她就会受到难于言状的批斗，所受到的折磨，超乎寻常人的想像。
文革时的母亲
1967年，杭州开展“大清扫运动”，将全市的所谓“六类分子”（地富反坏右资）全部押送回原籍劳动改造。居民区的造反派闻讯，大喜过望，他们不能让母亲这样一个右派分子呆在家里，“漏网”了。于是，将母亲押送回原籍劳动改造。可是，我母亲的原籍在上海，太外公早年就从上虞乡下到上海了。母亲从来没有回过老家，这次，总算有“机会”回到祖籍地了，绍兴上虞驿亭。
他们将母亲押送到了上虞乡下，可是，驿亭已没有什么直系亲人，又有谁愿意收留一个素不相识的右派分子呢？
母亲在乡下劳动了半年左右，当地的红卫兵又将母亲送回了杭州。造反派原以为，将母亲送回原籍（注消杭州户口），就该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未料，人家又将她“退回”杭州拍手治百病。
母亲在杭州没有户口，也就没有粮票、油票，全靠亲友暗中帮助，一家省吃俭用，才熬过来的。可是，造反派仍然不能让母亲“清闲自在”地在家中“放毒”。那时，当他们再次发起运动，无休无止地开批斗大会，大家多已司空见惯，没劲了。
于是，造反派勒令，母亲每天在岳坟街扫地。
母亲最惨的那个时候是在1970年的一次全市的“红色台风”，造反派将在街道里的一些所谓“有问题”的人，全部抓起来。
母亲被送到杭州造纸厂“劳改”，或者说，“隔离审查”。
在那段时间里，她受到的不仅是精神折磨，而且，挨尽凌辱毒打，瘦得不成样子。母亲告诉我，她能生存下来，全靠偷吃造纸厂食堂边木桶里的泔水。
多年后，母亲仍不无感激地对我说，在造纸厂劳动时，有几个“馋星”（杭州话，指着装时尚、举止前卫的妇女，文革时带贬意），罪名比自己轻一点，还能有碗饭吃。
有几位馋星见她可怜，便将自己的食物省下来，偷偷塞给母亲，一个馒头，半碗稀饭，总算救了她的一条性命。
从造纸厂回来后，记得那一年尼克松访问杭州，下榻酒店在西湖国宾馆，我家就在去国宾馆路边，母亲能讲外语，一名货真价实的右派。造反派紧张了，将“有问题的人”集中关押起来，勒令尼克松到杭期间，不能到临窗房间去，更不能到窗口张望……
多少次，母亲被折腾得不行，弄得神魂错乱，可以依靠的，竟是药物（镇定剂、安定片），成了她的救命稻草。
完全成了惊弓之鸟荒野恶林。有时，她会一个人自言自语，有时，她会莫名其妙地走出去，一直到深夜，都没有音讯。
这下，父亲与我急坏了，我们骑着自行车，分头在西湖边到处寻找，可是，天下那么大，到哪儿去找呢？
这个世界，对于母亲来说，已经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成为“避风港”了。父亲百般无奈之下，只得将她送进了病院。
在医院，每见到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我犯事，连累你们小孩了”，似有无限的歉意。只要遇到风吹草动，医院成了唯一避难所。这就是母亲，一位语文教师，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
文革后，母亲恢复名誉，安排在西湖区教师进修学校。
有一次，她说：“在反右时，我没有别的错，人家看不惯，因为我有一个资产阶级的父亲。”还有一次，母亲带我去看望她的老朋友（张超昧），张医师是外科开刀医师。她不无感慨地说道：“你们做医生真好，一生救了那么多人的性命。将来到了上帝那里，上苍一定会犒劳你的。可是，我却光阴蹉跎，年华不再……”
张医师见我站在身旁，不无劝慰地说：“你也不错呀，生个一表人才的儿子，不值得告慰上苍吗？”
往期推荐：
叶 琛 ? 自 白
绛珠草? 采桑果
朱竹清 ? 思 念
戴思怡 ? 窗 外
建德作家 |碎片年代的书房
投稿：346948682@qq.com
手机 / 微 信：13868126249
两周内的赞赏，无论大小
80%会以红包形式发给作者
iPhone用户赞赏请识别此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