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他的7年知青历程，你就会明白，他对人民的承诺来源于他所经历过的现实！-我买食堂
01
他要离开村子去上大学了，前一天晚上乡亲们家家派代表来与他话别，睡得比较晚。第二天早上起床推开门，他看见外面站满了父老乡亲，静悄悄地等着送他。他先是一惊，然后非常感动地说到：“没想到大家这么早就来送我！”村里人说：“近平，你是咱梁家河的好后生，你上北京那么远，我们肯定要送呀！”说着说着，几个婆姨掉下了眼泪。
忽然，人群中有人喊了一声：“哎呀！你咋来了？”原来，村里的残疾人石玉兵也拄着拐杖赶来了。石玉兵咬着牙一步一步吃力地挪向他，他赶忙抢过去拉住石玉兵的手，嘴角有些颤抖，眼眶里落下两行热泪。
7年知青生涯，艰苦磨难再多，他都没有当众流过一滴泪，这是唯一的一次。
时光倒回7年前，由于父亲在政治上被打倒，他作为“黑帮子弟”在北京时刻被人盯着，被侮辱被挑衅被欺凌。年少倔强的他不甘受欺负，得罪了造反派，有什么不好的事都算在他身上，都认为他是头儿，经常被康生的老婆曹轶欧作为“黑帮”的家属揪出来。
1968年底，他面临被送进少管所“黑帮子弟”学习班的命运。幸好那时北京的少管所人满为患，等床位要排一个多月的队，他顺势报名参加了毛主席号召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奔赴陕北延安老区。
1969年1月13日出发的那天，北京站的站台上人满为患，哭声一片，大多数人都在为离别而伤感。
他站在车厢里透过车窗玻璃望着站台上来送行的姐姐重生之仙欲，姐姐眉头紧锁，他却嘴角露着微笑。姐姐叮嘱他一路小心，到了那边注意搞好自己的生活。他点头应答，长时间凝望着姐姐，没有太多话。
知青专列载着上千名像他一样的北京孩子出发了。他们除了远离亲人的悲伤外，内心满怀着对未知世界的兴奋之情。火车当天晚上抵达陕西铜川。
第二天上百辆卡车来接他们去延安。卡车在黄土路上排成长龙，启动后黄土滚滚，铺天盖地。这些从未见过的景象维持着他们的兴奋。
然而，深夜来到延安城时，发现这里不过是个寒冷凋敝的小城，全城几无灯火，只有长途汽车站门口有一盏路灯忽明忽暗地闪烁着。灯罩在寒风中“啪啦啪啦”作响，在他们内心敲打出无数困惑的问号，“哦，原来这里就是革命圣地延安？”
从延安到延川还有200里地，第三天继续赶路，全程都是高地不平的盘山路。漫天黄沙继续飞滚着，伴随着的是他们渐趋迷茫失落的内心。
初见黄土高原时以为快到目的地了，没想到路越走越久，看到的景象越荒凉贫穷，恍如走到了世界的尽头，但是车流依然在不断往前开。
寒风裹挟着黄土让这些少年逐渐蜷缩起来闭上了眼睛，同行的卡车也越来越少，他们的内心逐渐感到了绝望。终于有人沉不住气了，拍着驾驶舱说，“师傅，你是不是走错路了？”司机说，“这条路我走了无数次，走不错的！”
他一路上都没什么话，渐渐地所有人都安静了，只听见卡车咣当咣当的声音和寒风呼啸而过的凄厉。终于抵达了延川县文安驿公社。
下车后，公社给每个知青发了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条白毛巾。吃过饭，他和另外14名知青被分配到了梁家河村。村里的老乡用板车帮他们拉着行李，徒步走向了他即将度过人生7年光阴的大山深处。
02
他是同行知青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从繁华的北京来到贫瘠荒凉的黄土高坡，一个接一个的磨难在等着他。多年后，他给当时的自己总结了初到陕北生活要过的四道关：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和思想关。
刚到梁家河村没几天，他们每一位知青身上都起了很多又大又肿的红疙瘩，而且奇痒无比。他把自己浑身挠得到处都是破皮，渗出斑斑点点的血迹和脓水，看上去很吓人。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都没有搞明白何以至此。当地村民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北京的知青来了却个个都得了怪病。
起初都简单归结为水土不服，到了后来才发现是跳蚤咬的。他们为此研究了很多消灭跳蚤的方法，比如用开水烫衣服，在屋里洒杀虫粉，但都效果不彰。跳蚤之痛持续了一年多，直到搬进了新建的知青窑洞，加上身体里逐渐产生了毒素抗体，才算度过此劫。
在北京时，即便家庭笼罩着政治阴云，但生活条件基本还能温饱，每天都是大米白面。在陕北，尽管知青有国家照顾，会多分一些粮食，但分到手上的都是粗粝的杂粮。与之相比，当地村民吃的则更加难以下咽。由于粮食极其有限，每家每户的粗粮都不够吃，很多时候只能吃糠咽菜。
开始时，知青被安排在劳动强度相对较低的基建队，和妇女们一起打坝修田。他不忍村民受苦，在吃午饭时，经常会用自己的玉米团子换村民的糠团子未来教父。糠团子难以下咽，而且热量很少，不顶饿，吃完再干活很快就饿了。有一次他觉得饿得顶不住了，就又打开村民的饭包，想再拿一个糠团子吃两口。结果发现，他换给村民的玉米团子，她们都放着没吃。
他就问道，“你们咋不吃呢？”她们说，“你的玉米团子是真粮食，家里的男人和孩子受苦更重，要留给她们吃。”这件事给他的触动极大，在城里吃惯了细粮不爱吃粗粮，但是在这里粗粮都被视为极为珍贵的“真粮食”，要留给壮劳力吃。
知青们刚来的1969年的春节，村里为了欢迎他们特意做了很多好吃的，让全村人都来吃，他们一时间以为，“原来这里并没有那么穷。”然而养枣，正月十五过完了，村里大部分人都走了，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残。他们当时还奇怪，人都哪里去了？很快，他们就知道了：大部分人都出去要饭了，从这里走到铜川、西安，沿路乞讨。
知道情况后，他们非常震惊。心里都很不是滋味，促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了社会的现实，也大大加深了对这些淳朴善良的父老乡亲们的感情。再往后，他把越来越多的玉米团子换给了村民，自己逐渐习惯了和村民们一起吃糠咽菜的饮食。
在陕北，每年冬天到来年夏初都吃不到新鲜蔬菜，时间长了知青们的喉咙都“燥得冒烟”。
1970年四五月份，有一次正好碰上房东要将家里的酸菜全部倒出来腾出缸准备清洗后腌制新酸菜，房东给他们拿来一大盆倒出的酸菜，他和同住的知青两人不由分说下手抓起酸菜大嚼，直到把那一大盆酸菜全部消灭干净，两人才心满意足地长舒了一口气。
虽然在学校时学过劳动，会简单挥舞几下农具，但跟真正的陕北农民一起挥舞?头挑粪夯地时仍然会吃力很多。
陕北的扁担是用两根又扁又长的木头绑在一起做成的。木头特别硬，知青们年轻稚嫩的肩膀上经不起一天的折腾就红肿脱皮，第二天还得继续跟村民们一起挑粪上山，撑到第三天，很多人的肩膀都开始渗血，这样的苦必须坚持个三五个月后，肩膀上磨出厚茧后才会稍微轻松些。
除了扁担，每一种农具都有丰富的使用技巧。他和其他知青一样，笨手笨脚得从零学起，熟练起来终究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因此，刚开始的时候，生产队跟知青们商量每天给他们8.5个工分，正常的壮劳力每天一般都能拿到10个工分。但是实际执行下来，他们每天只能拿到6.5个工分。因为早工占了2个工分，但是早工实在太早了，每天凌晨4点就要上工。生产队长早早去喊他们，一个屋的6个人，名字挨个叫了遍，他们都没能起得来床。
在其他知青的印象中他是个话不多的人，尽管大家都知道他的家庭处境，有些人也跟他有同样的家庭背景，但他从未在别人面前诉过苦，更不会抱怨什么。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时隔13年再次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即中共九大。他的父亲曾被选为第八届中央委员，因此第九届中央委员名单产生时他格外关注。他和同住的几个知青一起挤在广播前，屏气聆听着广播里报出的第九届中央委员名单。
此时距离父亲遭受政治迫害已近7年，然而，九届中央委员名单里没有再出现他熟悉的那三个字，他听完后独自一人默默离开。
一个单薄又孤独的少年，顶着“黑帮子弟”的身份，在陌生又贫瘠的黄土高坡上，刚开始学习独自一人面对整个世界，没有人知道他当时承受着多大的心理压力。
03
1969年秋天红老外，他回北京探亲了，跟亲人讲起陕北生活的艰苦，条件多么恶劣。大姨曾长期在太行山根据地战斗，她对他说，“那个时候只有坚决依靠老乡。找到老乡，才能坚持斗争，坚持生存。哪有嫌弃农村生活艰苦、农民落后的道理？如果那个时候离开老乡，共产党员一天都活不了。现在你们年轻人还怕去，这不对！何况现在城市也不容易，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天天让人家当作流窜人口？”
听了大姨的话，他回去以后，就按这个思路努力跟村民们打成一片。从村里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开始，他给他们讲山外的世界，讲书本里的世界。他通过聊天，了解梁家河这个山村里的沟沟坎坎，这里社员的生活情况，能打多少粮食，有多少存粮，以及一年四季的生活方式，吃喝用度，生活环境，等等。
他来的时候带了两大箱子书，家里还不断给他寄一些各种各样的国内外书刊。慢慢的，大家都知道了他肚子里墨水多。每个来过他窑洞的人，都看得见他炕上桌上堆着的都是书，都知道他说话料多有趣，都愿意来找他拉话。尽管当时还是个十六七岁的孩子，村里的老头遇到事儿了也都想跟他商量商量。
其实从一开始，村民们对他都有很好的印象。因为他跟他们一起吃糠咽菜，还把玉米团子主动让给他们吃，能吃苦，不娇生惯养。
他干活也越来越卖力，虽然在劳动技巧上和农民还有差距，但他一点儿都不惜力，甚至比农民们干活还拼命。
比如打坝，当时没有大型机械，都靠人力一层层把土铺好，再用很沉的夯石把松软的土砸得紧密起来，这是强度非常高的体力劳动。
那时候基本谈不上什么劳动保护措施，他也没有手套，直接用手抓住夯石的绳子，再用全身力气往下砸黄土，一天的功夫，他的手掌上磨得全都是水泡，第二天再干活，水泡就磨破了，开始流血，但是不管多累多苦，他能一直拼命干，从来不“撒尖儿”。
慢慢地他每天挣得工分越来越多，从6.5个工分到8.5个工分，再到10分，有时候甚至能跟少有的农村壮劳力一样，一天能挣到12分！
这些事情大家都看在眼里，也都记在心里。他对大家好，大家也都对他好。
领居家有个汉子在铜川当工人，有一次带回来两斤大米，这在陕北可是稀罕货，很多人家几年见不着一回中国寻星网。邻居精心手搓洗好后，蒸了一锅白米饭，立马盛了一大碗给他送去。他三下两下就吃完了，可把他香坏了。多年以后回忆起来，他仍然说，“那碗白米饭可真香啊！”
在其他方面，当地的干部和老乡们，也一直都在帮他摆脱不利局面，1971年左右，他摘掉了“黑帮子弟”的帽子，逐渐发展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就为他后来的入团入党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尽管同来的有15个知青，但是头两年政治成分好的知青都走光了，有些是通过参军、有些是招干，有些则被推举为工农兵学员去上大学了。这些对他来说还都是没有可能的事情。因为他还只是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过他并未因此意志消沉，而是在不断追求上进。
1972年，他开始争取入团。第一封入团申请书递上去后，他的村支部书记被公社书记骂回来了。然而，他毫不气馁，紧接着又写了两封请村支书又给递上去。
他后来回忆说侯姝，“我那时已没有那种凄苦之感，或者是一种自卑感，只是一个感觉，就是党内、团内好人越多，坏人会越少，不入白不入，除非你不能让我入。”
好在把他挡在共青团门外的公社书记很快就调走了。当他写到第八封入团申请书的时候，新来的公社书记对他的表现和为人已经有所耳闻，就派公社团委书记到村里来考察。
公社团委书记到村子里跟他聊了五天，聊成了“死党”。不仅入团的问题很快解决了，后来还将他的“黑材料”拿出来了付之一炬。
04
梁家河的荒凉与寂寞让他一来到这里就立下“一物不知，深以为耻，便求知若渴”的座右铭。
从此，他上山放羊揣着书，把羊引到山坡上，就开始看书；锄地到田头，稍有休息的片刻，就拿出新华字典记一个字的多种含义，一点一滴积累。
每天下地干活回来，吃完饭也看书。到了晚上，他就点一盏煤油灯。当时的煤油灯很简陋，在用完的墨水瓶里灌上煤油，瓶口插个铅筒，再插上灯芯，点燃了照明。他凑着那点儿亮光看书，常常因为离得太近，被煤油烟熏得脸上、鼻子上都是黑乎乎的一片。
他读书注重分析对比，喜欢就一个观点或者一个史实找出很多相关的参考书籍来比较阅读。比如，他在阅读苏联历史学著作《中世纪史》时，就参考了一本《基督教青年读本》；在看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时，也会以钱穆、吕振羽等不同版本的中国历史书籍来互相对比。
对于翻译过来的著作，他还会潜心比较不同版本的异同。他看过《共产党宣言》从俄、日、英、德、法不同语言翻译过来的版本，他认为，很多学者对此都有不同的贡献，但又侧重不同。对于《资本论》，他特别推崇郭大力和王亚南的译本。这两位翻译家同时也是社会学者，一生矢志不渝地翻译和介绍马克主义著作到中国来，他非常推崇这两位学者一以贯之的精神。
作为红色后代，《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是他反复阅读学习过的。
对于中国经典古籍的浓厚兴趣，促使他认真研读完了《史记选》、《汉书选》、《后汉书选》、《三国志》、《中国古代思想史》等著作。
世界文学名著他也广泛涉猎。他不仅自己读书，还带动着其他知青和村里识字的同龄人们一起，先后读完了《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一九一八》、《九三年》、《悲惨世界》等。
他的性格中也不乏浪漫主义情愫，非常喜欢中国古典诗词。他读过《离骚》、《古诗源》、《李白诗选》、《三曹诗选》等。他很喜欢曹孟德作品的悲壮苍凉，喜欢建安乐府感情真挚、朴实无华、气势雄浑的风格，也很喜欢李白《将进酒》的飘逸浪漫。
受同室知青的影响，他还阅读了大量军事类著作，比如《罗斯福见闻秘录》、《隆美尔战时文件》、《太平洋战争：岛屿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战争论》等。
阅读《罗斯福见闻秘录》时，他注意到当时的后起大国美国如何在相当长时间内锋芒内敛，积蓄力量，最终利用矛盾，因势利导，平稳过渡，从守成大国英国手中顺利得到世界霸主地位的过程。
他认真研读过的军事类著作还有《中国古代军事理论选集》、《三十六计》、《毛泽东军事文选》、《伟大卫国战争年代苏军战术的发展》、《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的重要战役》等，甚至还包括当时尚且年轻的美国基辛格博士著名的论文篇章《核武器与对外政策》谢凌霄。
由于对书本世界的共同爱好，他跟出生于延川县郭家沟村的作家路遥成了挚友。路遥当时任延川县《山花》文艺报骨干作者，他们通过共同的朋友结识。他每次去县城办事，都会到报社坐坐，跟他们海阔天空地大聊一气，有时竟是彻夜长谈。他们谈农村、谈城市、谈社会、谈时政……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无所不谈。
土生土长的路遥，一直渴望走向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与他结识后，路遥着了魔似地让京城文化与乡土文化在自己的心中融汇碰撞。路遥时常向朋友们惊叹道，“近平年龄比我小4岁，知识面比我广得多，志气比我高得多。”
对于他来说，知青7年只是他潜心读书的一个开始，在后来的大学深造和随后的人生中他从未间断过阅读的步伐。
几十年后他要求他的同事们“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使一切有益的知识和文化入脑入心，沉淀在我们的血液里，融汇在我们的从政行为中，做到修身慎行，怀德自重，敦方正直，清廉自守，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想必是他自身收获颇丰后的真诚建议。
05
与他建立起深厚友谊的村民评论说，1972年到1973年这两年，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到1972年底，大部分知青都已经离开梁家河村，但是他因为父亲受到政治迫害，招工、参军、上大学，这些都与他没有关系。
那个时候，他的思想有了明显的转变。他渐渐意识到了，他苦苦期盼的光明大道，其实就在自己的脚下！
由于逐渐扩散开的口碑，1973年元月，他被县团委指派到邻近的赵家河村担任社教（社会主义路线教育）干部。
初到赵家河村，他便干了一件实事。他看见门口的茅厕就是一个粪坑，周围用秸秆和茅草围了一圈，极其简陋。而且不分男女，谁在里面上厕所听到有人来了就咳嗽一声，非常不方便，时常使人遭遇难言的尴尬。
他就索性将秸秆和茅草全部拆除，在原有基础上扩大为两个独立的空间，周围用砖石和水泥砌上围墙并且粉刷一新。于是，赵家河村上有史以来第一个男女分开的厕所建成了。
村民们看到这样确实方便了很多，纷纷效仿，他就帮助大家一起，挨个重建了村子里的厕所。这第一件实事办成了方便村民的大好事，为他这个新来村庄没多久未满20岁的毛头小子赢得了广泛的赞许和支持。
虽然上面安排他主要来搞社会主义路线教育，但是他不用枯燥的标语喊口号，而是凭借自己渊博的知识和良好的亲和力，寓教于乐，从人文地理、历史文化到政治经济，就像拉家常一样和大家聊天。以前很少有人认真听的社教课，变得秩序井然，大家都愿意就大事小情与他充分交流。
他同时作为县派干部参与村子里各项事务的讨论，在一次讨如何治理神车沟的会议上发生了争执，村里的主要代表分成了两派，有人力主要在沟里打坝增地，有人则担心雨季的洪水，认为不该打这个坝。最后大家争执不下，询问他的意见。他从促进生产的角度拍板，“应该打9c8809。”
第二天，他就带着生产队开干了。白天大干，晚上夜战，不到3个月就把神车沟平整好了，打好了坝增加了很多土地，而且坝地易于灌溉，是高产地。
后来这块坝地成了全县学习的榜样。县团委安排各公社、大队来参观时，还带来了小树苗，开会学习完了就去植树造林。
40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些几尺高的小树苗现在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当地人给这片树林起名叫作知青林。每到金秋时节，这里色彩斑斓风景优美，就像一副油画一样。
他在赵家河与村民们交流时，还迫切感受到了他们对于文化知识的渴望，于是他还利用闲暇时间办了扫盲班，他用纸板手抄作为教学工具，教会他们认识了大部分基本汉字。在他离开时，赵家河村的成年人基本都会写自己的名字了。
为期半年的社教工作很快结束。赵家河大队所在的冯家坪公社书记对他的表现十分赞许，加上他在梁家河一直没有解决入党问题，冯家坪公社书记就想将他留下来培养，然而，在去找梁家河大队所在的文安驿公社书记商量时，被一口回绝，“你们想得美，我们的好人才怎么能给你！”
后来，组织上在征求他自己的意见时，他说，“我是从梁家河大队出来的，我还是回去吧。”
06
在下决心回梁家河挑重担前，他曾长时间躺在土地上，望着蓝天，下决心像父兄一样好好在农村干一场，这辈子就当个农民吧！
这不是他第一次对“农民”这一身份产生认同。在1971年左右，有一次和同伴一起去县城办事，有人告诉他，有个乞丐自称是他父亲当年的警卫员，听说他在延川，就从铜川一路下来在找他。他在街上找到了那个乞丐，简单交流后捕快春秋，把身上所有钱物和外套都给了乞丐，面对同伴的质疑，他坦然一笑，“我现在是个普通农民，他骗我什么？他不会骗我的。”
1973年7月，他回到了梁家河村，从此带着大家一起埋头苦干。他也曾向身边的朋友们表露过自己的思想转变，他说“我为什么就不能在梁家河扎根呢？我为什么就不能留在这里为老百姓干好事呢？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的事情自己干！”
从此，他主要想的就不是自己的前途，而是怎么能做好村里的工作，怎么能让群众的生活好起来。1973年下半年，村里有了一些新的招工和推荐上大学的名额，他都没有报名。他想的是带领村里人一起脱离苦日子，而不是自己一个人离开农村一走了之。
文安驿公社书记把他要回来后也开始着意培养他。然而，首先要解决的是他入党的问题。此时他已先后写了10份入党申请书，文安驿公社党委讨论后虽然一致认为知青能否入党关键看本人表现，但他和他家庭的问题毕竟有来自上面的压力，一直不断有来自中央党校的“黑材料”寄到这里。
公社党委还是不敢直接做这个主，将情况上报到了县委。
当时的延川县委书记对于他的表现已有耳闻，遂派县委组织部长亲自来到文安驿公社进行考察，并启动外调程序。
县委在给他父亲当时下放所在的单位发函时，直接询问他父亲的问题是什么性质的，他父亲单位的回复是，“习仲勋同志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的入党、升学。”
县委收到回函后很快召集会议，决定他入党不受家庭影响，重在个人表现；具体入党手续由大队党支部和公社党委履行。
至此，他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在村民们的积极支持下，和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下，他于1974年元月正式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紧接着，就是被大队党支部推选为新一任党支部书记。
他从1973年下半年开始就潜心研究分析村子面临的问题。梁家河村村民们长期吃不饱，首要原因就是耕地面积和劳动力不足，还有就是陕北高原都面临着的缺少树木干柴、缺少干净的生活用水带来的种种不便。
1974年1月，《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介绍四川推广利用沼气的报道，陈康堤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立刻想到要将沼气引入缺煤缺柴的梁家河村。
他向县委领导汇报时，两人不谋而合。他们很快启动了去四川学习的准备工作。他先后两次前往四川，带回了宝贵的经验，还请来了四川的师傅。
在县委的支持下，梁家河成为首批沼气试办点。他带着人挖沙子，背水泥，烧石灰，备齐材料；沼气池漏水跑气，需要及时清理出水粪，他们连夜用桶往外吊水粪，在炎热的盛夏，干了一天一夜。
后来，他曾面对延安电视台的镜头回忆，第一口沼气池不出气，原因是导气管堵塞，“最后一捅开溅得我满脸是粪”。然而，成功的那一刻，喜悦冲破了这个寂静小山村的云霄，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成功投入使用的消息很快传遍全省，陕西省科技局组织全省各县代表来到梁家河村召开现场会学习办沼气的技术和技巧。
他并没有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停步不前，而是带着村民们乘胜追击，一口气修建了60口沼气池，全村90%以上的村民用上了沼气点灯做饭。从此，梁家河村民没有干柴做饭的事情就永远成为了历史。
在进村沟口打坝增地是他酝酿很久的一件大事，那里地势低洼，相对平整。但是每年雨季会遭到洪水冲刷，也正因此，他提出在那里打坝增地后遭到了全村不少老人的反对。他没有以党支部书记的名义搞高压强制贾宝珉，而是尽全力做好沟通说服工作。
他向乡亲们解释，如果在那里把坝打成了，那么一直延伸到村子里的平整土地未来就是一片广阔良田，将大幅增加全村可耕种面积。对于老人们担心的洪水问题，他也早有周全的设计，他打算在旁边再深挖一条泄洪沟，还请来县水利局的专业技术人员帮忙测量计算制定施工方案。
村里的年轻人明白他的意图后也帮他解释说，“你们看，近平做事一向稳妥、可靠，他啥时候胡来蛮干过？他是外来的，不是咱梁家河人，却每天辛辛苦苦的，带领大家劳动，他下的力气最多，付出得最多，他本来可以不主张打这个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打坝他还要带头劳动，受这大苦，图的是啥？还不是为了咱村多打粮食，吃饱肚子吗？”
经过多方做工作，最终村里绝大部分人都同意了。
在打坝期间，他付出了全部的热情和精力，他白天晚上，起早贪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白加黑”，“五加二”，把精力都放在这个工程上了。他要求施工要快，质量还要好，特别是洪水冲击的关键位置，要搞得扎扎实实固若金汤。
他不仅是在一线指挥，而且在一线战斗，与村里人一起铲土、打夯、搬大石块，他们先后打了五大块耕地，为村里增加了几十亩良田。
村民们吃水用水也一直是个大问题。之前都是靠在河里挖渗水坑，舀水挑回家吃。那个水很浑浊，不卫生。他一直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1974年初春，他带着村里人开始找泉眼，从老人那里听来此前有过一处。他便带领基建队开始挖井凌海齐三磊。没有机械可使，就用?头挖出泥土、石块，再装到筐里，井口处安一个轱辘，把筐子吊出来。人工挖井有很多风险，往外拉泥土和石块时，稍有不慎，掉下来一个小石块就可能给下面的人带来生命危险。
他们打了很深，才开始见水，涌出来的井水冰凉刺骨。但是水出来之后，就要把水留起来，要在这个位置打一个小坝。那时候天气很冷，冰和土冻在一起，如果冰压在土底下，过段时间天气转暖后，冰一融化就会把坝渗穿，所以必须用?头把这些冰土混合物挖掉。
因为天气实在太冷，大家的鞋裤都已经被泥水浸湿，瑟瑟发抖，基建队队员都站在边上，怕踩在冰水里冻伤。此时，他站了出来，率先跳到冰面上，用?头使劲一下一下地挖着。随后也有村民开始附和了，“习书记都下去了，他是外面大地方来的知青，都这么吃苦！我们自己给自己家里挖井，咋能不出力呢？”紧接着，两个，三个，大家都跳了下去，和他一起用力挖，把残冰清理了出去。
这口井打成以后，不仅解决了村民吃水的问题，水量也足够浇地，彻底解决了全村的用水问题。直至4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作为当地自来水的水源地。
为了最大限度解放村里的生产力，他还组织村民办起了铁业社，及时为村民更新生产工具；办起了缝纫社，让村里的妇女每天辛苦劳作后回家能好好休息；还办起了代销店，村民不用再为买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跑到几十里外的公社或者县上去了。
沼气池建成后，县里奖励给他一辆三轮摩托车，他用三轮摩托车换了一台磨面机，为全村人开了磨坊。这样不仅节省了劳力，而且大家再也不用为了磨稻谷而争抢毛驴。另外，他还换了一台手扶拖拉机，为全村人耕地拉庄稼。
他搞这些副业，是有一定风险的，很容易被扣帽子。所以，一般情况下，村干部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过问这些事也不搞这些副业。
因此，他对政策把握得很严谨。铁业社给村里人打农具完全免费，满足自给自足之余为了创收给县上供货，是梁家河村党支部与县农副产品公司公对公，没有任何问题。代销店也是非盈利性质的，跟供销社赊账 “批发”回来的东西，原价卖给村民，一分钱都不挣，为社员的生活提供便利，这与当时的政策都不抵触。
他当村支书的一年多时间，梁家河村面貌起了很大变化。原来一到青黄不接时就全村出动去乞讨的贫困村庄，在他的带领下变得红红火火，一片生机。
村里人不仅能吃饱穿暖了，还开始用业余时间、下雨无法出工的时间，和晚上空闲的时间跟着他一起认字读书。全村的文化水平慢慢变得明显高于附近其他村庄。
对于他自己来说，在走上社会之初就与最底层的陕北农民同甘共苦共患难，由此培养了他一生都割舍不断的深厚感情——从心底里热爱人民，把老百姓搁在心里——这可是哪一所高等学府，哪一座象牙塔里都学不到的真东西。
07
时间到了1975年8月，已经22岁的他来到梁家河已经有了6年零7个月。延川县启动了新一轮的工农兵学员推荐上大学的招生工作。
此时的他，因为大办沼气，名声已经响遍陕北大地，陆续获得了延安市和延川县等各级通报表彰。带领村民大干快上完成多项生产建设任务也使他时常作为先进榜样见诸于报端。
此时县里和公社再议推荐谁去上大学，他的名字已经是绕不开的话题。
当年初一刚毕业就被政策洪流裹挟冲到了陕北农村，他自己从心里仍然还是希望能够去大学深造的，毕竟这样可以学得更多本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公社知青专干和县招生办商议后决定推荐他读大学。填报志愿时，他三个志愿都填报了清华大学。以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他的家庭背景，如此填报志愿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他这么做表现了他独特的性格和自我人生设计，就像他的朋友后来说的，“虽然增加了不确定性，但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是因为上不了大学在农村继续干下去余家俊，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大事。他在这里已经有了情似亲人、贴心知己的父老兄弟，已经有了殚精竭虑、日思夜想干不完的事情，即便走不了又有什么呢？”
县里将他的志愿报到地区，县教育局领导仗义执言为他力争，但是清华来招生的人不敢做主，请示学校。此时恰巧是所谓 “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迟群、谢静宜都不在，刘冰掌权，他说，“可以来嘛。”
于是，文章开头的那一幕就发生了。
08
现在是2017年10月25日，就在今天，那位15岁就去黄土高坡上山下乡的少年，那位依靠自己的努力和陕北群众的关爱，摸爬滚打成长起来的少年，再次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
70年代的梁家河人，绝不会想到他今天会成为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他当年是一个没有出路的“黑帮子弟”，人生迈向社会的第一步充满了艰难。但是梁家河人没有“看人下菜碟”，村里人也不认可那种不正常的政治环境对人的歧视——读书的娃娃能犯多大的错？凭啥给娃娃扣这么大的帽子？所以，村里人对所有的知青都一视同仁。
在离开梁家河的前一天晚上，他跟全村人座谈时说，“我来咱梁家河这七年时间，学会了很多东西。成群结队的意思咱梁家河的群众无私接纳我、帮助我，让我在这里步入社会，入团、入党、当村支书。我从这里出发，返城上大学。梁家河给我的一切，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他是带着感恩之心离开的。细数他此后的从政历程，他把对梁家河乡亲们的感恩之情，变成了对全中国普通百姓的惦念和关切。
多年后，他曾撰文总结道，“我在陕北7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现在我还受益于此。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常言说，刀在石上磨，人在难中练。”
看到这里，相信你就会明白，他在2017年新年贺词中所说的“我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绝非虚言。
《史记?鲁周公世家》有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在陕北结识的知青好友陶海粟在回顾他的7年知青经历时总结说，“中国自古以来，不管是在盛世还是衰世，不管环境有多么荒谬，总是有悬壶济世的良医出现，总是有“邑有流亡愧俸钱”的良吏出现，这是我们的民族能够生息绵延的脊梁所在。我们现在回忆他们当年的脚步，不是歌颂什么虚幻的口号和运动，而是认可那些在艰难困苦之中仍然顽强地寻找和实现人生的意义、“男儿当自强”的精神。”
今天，让我们一起祝贺他成功连任党的最高领导人，也希望我们能和他一起，像他一样加油菊花，不管身处什么样的逆境当中，只要能积极地面对生活，无私地为他人奉献，抱有远大的理想，那么无论你是工人、农民、学者、医生、教师，还是国家干部，都能为人民服务，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实现人生的价值！
*本文资料摘编自：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年8月
《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习近平，200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