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白崇禧-梦笑时光
作者：白先勇
导语
白崇禧(1893年3月18日—1966年12月2日)，字健生，回族，广西桂林人原生黑洞，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新桂系中心人物之一卡朋特乐队，与李宗仁合称李白。北伐战争时，率广西军队攻至山海关。北伐成功后，和蒋介石及其他地方势力多次开战，抗日战争爆发后，二人动员广西的军队抗击日军，合作指挥多场大战勋晶，屡有胜果。抗日战争胜利后叶茂菁，白崇禧担任中华民国国防部长。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白崇禧于1966年在台北病逝。
白先勇(19 3 7年8月16日- )，台湾当代著名作家。白崇禧第五子。从小酷爱文学，童年在重庆生活，后随父母迁居南京、香港、台湾。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后，留学美国艾奥瓦大学。1965年取得艾奥瓦大学硕士学位后，白先勇到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教授中国语文及文学，并从此在那里定居。他在1994年退休。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散文集《蓦然回首》，长篇小说《孽子》等。
不久前，我在台湾世新大学作了抗战讲座，并和齐邦媛先生（《巨流河》的作者）一起回忆了我们童年、青少年时代抗战的情况。在现场林润娥，有几位90岁高龄的老人唱抗日歌曲沈在元，包括《松花江上》、《万里长城》等，很感人的。听到这些歌曲，一下子回忆都回来了。
白崇禧的抗战方略
父亲研究了拿破仑入侵俄国的战争，提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与日本人作长期抗战”。
抗战是中华民族对抗异族入侵的一场圣战，军民一体，不分党派。这是20世纪中华民族对抗外族入侵最大的一件事。从历史上看，牺牲的数字是数千万(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付出的牺牲也最大，伤亡达3500万人)，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以前西方提到二战，很少提中国抗战，好像中国没有抗战的样子。实际上，抗战中，中国军人牺牲了300万。南京的航空烈士公墓还在那里，空军军人牺牲了3000多位闲坐仙园，很壮烈。中国在武器上没有优势，靠的是抗战精神，第一是不投降。抗战初期中国军队要飞机没飞机，各部队的武器不统一，连军服、头盔都不统一。日本有备而来，具有压倒性优势。他们的空军有几千架飞机，我们的飞机总共只有三百架。
九一八事变之后，我父亲白崇禧治理广西，提出“武化广西”方略，全省皆兵。广西18岁到45岁的男子都要参加民团。他们这样做，有个动机就是抗日。我父亲觉得，九一八事变之后，中日大战不可避免。
拿破仑入侵俄国是对父亲最大的启示。1812年，拿破仑很强势，指挥军队席卷欧洲。当时俄军比法军落后很多。但是俄国有它的优势，就是广大空间，把法国军队往内地拖，拉长补给线，打游击，最后把法国军队拖垮了。我父亲研究了俄法战争。1938年，在武汉军事会议上，他提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与日本人作长期抗战。”他的方略被采用刘伯姬，成为国民政府抗日最高战略指导方针。基于这个方针，中国军队把敌后化成前线，把日军局限在点和线上，拖了八年。
抗日战争中的桂林日军飞机不分军民，到处轰炸，桂林到处燃烧。一个给我们修房子的泥水匠被炸得粉身碎骨，一条腿飞到树上去了
1937年8月16日，我出生在广西南宁，后在桂林长大。小时候，对抗战的记忆就是整天躲警报，随时随地有日军来空袭，听到“呜呜”的警报声，就是日军的飞机来了。桂林当时有许多天然的山洞可以作为防空洞。我家后面的风洞山(现在叫叠彩山)有个山洞，是我们的防空洞。日军飞机一来我们就躲到那里。有时候晚上睡着了也起来躲警报。有时候，半夜12点或1点，日军飞机来了，家里佣人把我们叫起来，全家一起逃到山洞。
日军飞机不分军民，到处轰炸，桂林到处燃烧。我们曾经住在桂林铁佛寺，位于桂林市中山北路与东镇路交界处。房子旁边有片树林，还有一个小湖，环境很好。有一次，一群泥水匠给我们修房子，日军飞机突然到来，一个泥水匠被炸得粉身碎骨，一条腿飞到树上去了，邢育森很惨。
小时候，我入读桂林的中山纪念小学，校歌头一句就是“我爱中山先生”。在学校，我们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我们学生演抗日话剧。那时候台湾被日本人占领。我记得教科书中有句子“台湾糖，甜津津。甜在口蔡雨伦，痛在心。”
抗战时，父亲很少回家。我记得他有时回来，骑着马，穿着披风，很威风，是抗日英雄。
抗战时，家里最大的事情就是我祖母马太夫人九十大寿，摆席三天。我父亲是祖母一手培养的，他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五。祖父死得早，祖母特别培养他一个，母子感情很好。父亲念书时，祖母就在旁边伴读。
平常我父亲不怎么讲排场。祖母九十大寿时，夫妻想要表现孝顺，就做了很大的寿礼。整个家族的人都到了，很热闹。抗战时，蒋介石和我父亲关系很好。蒋介石自己写了祝寿的寿屏四幅，还特别派何应钦(时任总参谋长)从重庆到桂林祝寿。
湘桂大撤退
我们走的时候，桂林一片火海。火是自己人烧的，当时将所有物资烧光，实行“焦土抗战”。
1944年，日军进攻广西桂林，当地百姓大逃亡，史称湘桂大撤退。我们整个家族80多人，由我母亲马佩璋带队，逃到重庆。我祖母90岁，我外婆也70几岁了。家里开始不敢动，一直拖到最后一批才走。我们乘坐开战前的最后一趟火车离开桂林。火车有三层，挤满了人，由于过载，开得很慢。这中间发生了很多故事。我们走的时候，桂林一片火海。火是自己人烧的，当时将所有物资烧光，实行“焦土抗战”。我们只带了一些基本东西离开。一路很慌乱。火车经过山洞，上面有的人被一下子被刮下来，头都没有了。火车走走停停，一个多月才到重庆。
我们逃难非常辛苦。大家都不敢下车，怕下车了上不去。火车后面日本人天天追。有些时候有消息说日本人追上来了，但没看到玉蒲团笑传，气氛很紧张。一次，火车停到一个叫龙马庄的地方。我们下车睡觉，刚躺下，有人喊日本人追上来了，我们又跑上火车。
有次，火车停后，我姨婆(外婆的妹妹)和她孙子下去买东西吃。突然日本人追上来了，火车开了，他们两人来不及上去了。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1944年12月，我们到了重庆。日军对重庆也狂轰滥炸。我们躲到重庆西郊的西温泉。在西温泉小学上学时，我得了肺郑少清病，隔离居住。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那天晚上，是夏天，重庆很热，我们在院子里吃西瓜。突然听到广播员声嘶力竭地说，“日本投降了！”广播员自己都哽咽了。他一讲完，整个重庆响起了爆竹声，一夜没有停。这晚几乎没有人睡觉，连小朋友也不睡。重庆街上都是人，大家过分兴奋了。
抗战胜利后的记忆
在南京和上海，我多次参加过宋美龄组织的聚会，在上海还和宋美龄下过跳棋。
抗战胜利后，1945年底，我从重庆飞到南京。我们全家到秦淮河边一个叫马祥兴的老饭馆吃饭。这个饭馆是清真饭馆，听说现在还在，有我父亲的照片。我印象最深的是南京的咸水鸭。当时，经过八年，重新迁回故都，周围是欢悦、兴奋的气氛。当时我们全家到中山陵去谒陵，我爬了300多级台阶。
我一到南京，看到到处是古迹，无梁殿，玄武湖，等等，非常兴奋。那时候，雨花台的彩石还很多。我挖了一块很漂亮的胭脂红的、透明彩石，后来一直陪伴着我，带到了台湾，还带到了美国。
童年记忆对作家作品影响很大。我后来写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里面有几篇小说就将南京做背景，其中一篇小说以秦淮河为背景。
在南京和上海。我多次参加过宋美龄组织的聚会。1946年，复活节时，我在上海参加了聚会。那次宋家三姐妹都在。大家玩捡鸡蛋的游戏，还玩反绑着手抓人的游戏。有次古里炎真，宋庆龄被抓住了。谷正鼎(曾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天水行营政治部主任)的太太皮以书很讨宋美龄喜欢，她后来故意挨过去，让宋庆龄抓住了。这次聚会宋美龄还给我一盒巧克力作为奖品。我在上海还和宋美龄下过跳棋。
1946年12月24日，宋美龄在南京美龄宫组织了christm as party(圣诞派对)，我和四兄白先忠随母亲赴宴。当时的美国人马歇尔参加了。他在中国调停失败，灰头土脸，宋美龄就弄了聚会安抚他。我有意无意见证过几次历史时刻。
2005年，我带着青春版《牡丹亭》到南京人民大会堂演出，正好是南大103周年校庆。在演出场所人民大会堂，我的记忆又回来了。这个场所就是当年国民政府竞选总统、副总统的地方。当时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我父亲白崇禧助选。小时候，我经常听到广播唱票：孙科、李宗仁，很接近。我们在南京大悲巷的房子成了李宗仁的竞选总部。
父亲和蒋介石的关系
他们适合于共患难，不适合于共安乐。蒋介石参加父亲的追悼会满脸悲情，我相信他当时的感情是真的。
我父亲和蒋介石不是外面传说的，斗得死去活来。他们的关系很复杂，有阶段性，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蒋介石很器重我父亲的军事才能，否则不会把最高军事幕僚长(副总参谋长，代行总参谋长职务)的职位给他。
抗战时，蒋介石和我父亲关系很好，北伐开始时也很好。我父亲不是唯唯诺诺的人，不是百依百顺的人。二雄不能并立，他们适合于共患难，不适合于共安乐。
我后来和蒋家后人没有交往。我和李宗仁的孩子不熟，但和李品仙(国军将领，桂系人物)的后人有交往。当年唐生智动员李品仙抓我父亲。但两人早就没有恩怨。台儿庄战役，李品仙也参加了。
我父亲到台湾后，和蒋介石关系不好了。他被特务监控。表面上他是四星上将，还是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民党表面上维持秩序，他有待遇，还出席典礼、军事演习等。父亲什么会都去参加，维持他的尊严。到台湾的其他名人，阎锡山、陈济棠、杨森等，各类会都不去参加了，薛岳则躲到台湾南部去了。
在台湾，我们全家每年春天去阳明山赏花，看杜鹃，樱花等。父亲晚年闲暇，看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等。但他晚年内心是沉重的。我很佩服他在逆境中的大度。他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
有种传说，特务抄我家，在地里挖出好多黄金，完全是子虚乌有的说法。我家如果有这么多黄金，早放银行保险箱去了。
还有种说法，父亲被女间谍用毒药毒死。这是以前的特务谷正文编出来的。要杀害我父亲有很多渠道，哪里需要这么笨，弄了女间谍下毒。
虽然被特务跟踪，但父亲一句怨言也没有，因为这是他的尊严。
在台湾，陈诚当选“副总统”后，蒋介石要他兼“行政院长”。陈诚到我家里请教我父亲。那次我也在。两个人谈了很久。我父亲说陈诚是接大位的人，劝他“养体养望”。我父亲七十大寿陈诚过来祝寿。抗战胜利后，陈诚是总参谋长，我父亲是国防部长。但大权在陈诚手里。
1966年12月6日，父亲过世，9日的追悼会，蒋介石参加了。蒋介石给我父亲写了祭祀的横匾“轸念勋猷”。
当天我看到蒋介石满脸悲情。我相信他当时的感情是真的，到底父亲是自己的革命伙伴。
2006年，斯坦佛大学胡佛研究所解密蒋介石日记。我去胡佛研究所，将蒋介石日记中所有与父亲相关的内容摘录了下来。蒋介石日记也显示，我父亲并非被女间谍毒死，而是“善终”。我看到，父亲追悼会的第二天，1966年12月10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了，“昨晨往吊白崇禧之丧，其实此人为党国败坏内乱中之一大罪人也。其能在行都如此善终……亦云幸矣。”
父亲的抗战遗憾1939年的桂南会战，把他降级，他心中是不平的。蒋介石抱怨白崇禧拿他的王牌军第五军送死。
父亲抗战的遗憾没有讲，但我们知道，1939年的桂南会战，把他降级，他心中是不平的。后来我看蒋介石日记，他所以被降级，牵扯很多因素，其中之一是蒋介石的王牌军第五军损失这么厉害。蒋介石抱怨我父亲，意思是白崇禧拿我的王牌军送死，自己的桂军放在后面。1939年11月30日的蒋介石日记写着，“但健生(白崇禧)谎报敌情……并使第五军出头西路，单独牺牲。”
桂南会战中的昆仑关之战是攻坚战。日本人占领昆仑关，国军要夺回这座要塞，兵力要强，装备要好。当时国民党最强的军队是杜聿明的第五军，完全机械化，是蒋介石的第一块王牌。我父亲就和蒋介石请求用这支部队，蒋介石答应了。后来我父亲指挥杜聿明，打昆仑关，打死5000日本兵。可是第五军损失上万人。
日本人对我父亲很防，很尊敬。现在我到日本去，日本人提及他，还很尊敬。
父亲战后声誉很高，美、英、法都给他勋章。英国的巴士武士勋章，颁给了艾森豪威尔，颁给了马歇尔红牌太监gl，亚洲只颁给了白崇禧。
但是我父亲参与指挥的台儿庄大捷，以前的台湾课本一笔过，很少提。而蒋介石主导的淞沪会战，在台湾就拍了电影。
当年台儿庄战役打完，武汉十万人大游行，举着李宗仁、白崇禧的画像。叛将一夜之间变成抗日英雄。当年的《良友》杂志(当时被称为中国的《生活》杂志)，4月封面是李宗仁，5月封面是白崇禧。
蒋介石对台儿庄大捷的看法很复杂，泼冷水，发布公告说“不足以言庆祝”。1986年大陆拍的《血战台儿庄》，扮演我父亲的角色演得不像，他的身份在里面也降低了，看起来像李宗仁的随从。
我和父母
宋美龄让母亲兼职，她不要。她不热衷政治。我本来学工，后来学文，后来父亲得知后也没有极力反对。
抗战时，我母亲马佩璋和父亲分开的时候很长。宋美龄让母亲兼职，她不要。她不热衷政治。我母亲是很自负的一个人，因为她觉得让她兼职，是因为她是白崇禧的夫人，而不是自己挣来的，所以不要。
母亲很勇敢。当年北伐龙潭战役时，她以为父亲战死了，就和外甥海竞强到战场上去找父亲。母亲后来得意地讲，当时子弹就在上面飞。
除了父亲，家里还有两人与军事有关。我大哥白先道，在台湾报名参加空军，视力不行，没有通过。
四哥白先忠，是我父亲最喜欢的孩子。他曾在美国弗吉尼亚军校读书。后来改读机械工程了。
父母都很开明，任我们自己选择职业。我本来学工，后来学文，也没有和他们说，自己偷偷改的。后来父亲得知我改文，也没有极力反对。还好我没有学工，否则没人替他写传记了。我四哥读军校也是自己的意思。我正在搜集他的书信，有几封信很重要，是他写给黄旭初(桂系主要人物)的。
当年抗战胜利很突然，国民政府很重要的行动就是接收沦陷区。日本人占据了中国很大的面积，我为运动狂包括台湾。
1947年，台湾发生了二二八事件，蒋介石派父亲以国防部长身份到台湾宣慰。
此前出版的我写的《关键十六天》，是第一本由台湾作家写二二八事件，在大陆出版的书。
我后来去美国读书，和父亲书信来往很多。父亲和我谈国家大事比较多。他知道那时候台湾在联合国的位置渐渐不保，就和我讨论。他晚年和叶公超(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来往很近，这是叶公超和他讲的。
我和父亲最后一次见面，是我去美国读书前。那是1963年1月，父亲把我送到了台北松山机场。那次我妈妈刚过世(1962年12月4日，白先勇的母亲马佩璋去世)，儿子又要远行。那时台湾学生去留学好像生离死别。他又出不去，很哀伤。我哭了，他也掉泪了。我看他很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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