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他，北大不会这么好；但没有北大，他会活得更好-最爱历史
100年前，北京大学迎来一位新校长。
新校长上任前，从国外回到上海，许多朋友劝他，千万别去接那块烫手山芋：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整顿不好，就会搭上自己的名声。
也有少数人为他打气的，说，既然知道它腐败，更应该进去整顿，就算失败，也是尽了心。
最终，他选择了听取少数派的意见，北上进京。
如我们所见，他成功了，他后来被誉为“北大之父”，成为北大校史上“永远的校长”。
然而，他自己从未认为自己成功了，他觉得失败，并为此背负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与内心苦闷。
▲蔡元培
01
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在就职演讲中，他开宗明义为北大定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大学就是研究学问的地方，这么直白的道理还用得着重申吗？用得着猪猪岛小说网。
北大的前身是1898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虽改名为北京大学，但大多数学生仍继承前清老爷式的作风，不认真读书，只想混张毕业文凭，作为升官发财的敲门砖。
蔡元培指出当时北大学生的心理说：“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
顾颉刚1913年考入北大预科，当时对北大的印象相当不好。他说，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
那时在北大学生中流行一种坏风气，叫做“结十兄弟”。
何谓“结十兄弟”？顾颉刚解释，就是气味相投的十个学生结拜作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做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这个官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花钱买来的，那么钻营费就由十人分摊。
不仅如此，北大的师生，还是京城最著名的嫖客群体之一。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直奔八大胡同。所以妓院中称“两院一堂”（“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指京师大学堂）是最好的主顾。
蔡元培接任北大校长之前，北大是一个乌烟瘴气的北大。
他在就职演讲中，对那些求升官发财的学生表达了不欢迎的态度：“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
所以，他要重申，大学是做学问的地方，不要抱有其他目的来北大。
▲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签发的任命状
02
新校长蔡元培要做的事很多，但第一件事就是以言传身教矫正腐朽的校风。
北大沿袭京师大学堂的衙门形式，校长、舍监、主任等视校役（后勤人员）如奴隶。蔡元培到校后，每天出入校门混沌至尊诀，校警向他行礼，他也脱帽鞠躬，使得这班服从惯了的仆人看了吐出舌头来。
后来，他还发动组织校役夜校，为他们提供受教育的权利。夜校教员70多人，全由北大本科学生义务担任。
旧北大学生有事和学校接洽，都要写呈文，就像官府一样。蔡元培当即出一布告：“此后学生对于校长应用公函，不得再用呈文。”
为了提升师生的道德修养，他还发起组织进德会。他慨叹当时风气日下，道德沦丧，欲在二千人的北大试行挽救。
进德会会员定为分为三种——
甲种会员: 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 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林潇肃，不作议员。彭菲茗丙种会员: 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
进德会成立后，北大的教职员工和学生积极申请入会。仅半年左右时间，会员就达到400多人。许多知名教授都争先加入王笑奕，蔡元培自己申报了乙种会员，并以此戒律奉行终身文竹图片。
相比旧北大吴有松，蔡元培治理下的北大，打破了特权阶层分化，强调师生员工的一律平等和融洽互助。
这一点其实不难做到，但中国大学百多年发展史上，鲜有校长可以做到这一点。为什么？
因为很多校长没有魄力和勇气，从革除自身的特权做起。他们在表面上吹嘘校长的功能只是服务大学，服务师生，服务学术，但在本质上却走向了它的反面，让大学服务自己，师生服务自己，学术服务自己。
蔡元培是个少有的例外。这固然与他的认识、理念与修养有关，但也与他的个人经历密不可分。
他是前清的翰林，看出清廷不可为，毅然辞职归里，从事人才教育和排满革命，甚至主张暗杀主义，秘密租房子，研制炸药，连命都可以不要。
民国成立后，他出任第一任教育总长。后因不满袁世凯的为人，又毫不留恋地辞去教育总长职务，去当一名老留学生。
权力、官职、地位官商秘史，乃至生命，没有一样不是他可以舍弃的。这些东西，对常人犹如鸦片，越抽越有瘾，对他却毫无诱惑力跳水兔的做法。
一个北大校长的头衔，在世俗成功的意义上，对他的吸引力几乎为负数。他连前清翰林、民国首任教育总长都可以舍弃，还会在乎北大校长，还会汲汲于一校之长的权力欲？
所以，他可以先革去校长的特权，再大刀阔斧开展北大改革王伟源。
▲蔡元培曾主张暗杀主义，图为油画《蔡元培与光复会》，表现秋瑾入会与蔡元培见面的场景
03
一切改革，先从自己做起，反对之声就会少很多。这或许是蔡元培治理北大成功的秘诀。
担任北大校长后，蔡元培给老友吴稚晖写信，说学校风纪败坏，应对之法是延聘“纯粹之学问家”和“学生之模范人物”。
他不拘一格，为北大延揽了许多人才。
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当日，他就到西河沿中西旅馆访问陈独秀，力劝陈出任北大文科学长。考虑到出任文科学长需要一定资历方能通过，他甚至为陈杜撰了履历，说陈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
24岁的梁漱溟中学毕业后自学哲学，蔡元培看到他的哲学论文后，当即决定聘他为北大讲师。梁漱溟极为惶恐，蔡元培说服他说，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但我们也没有找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
蔡元培主导下的北大，可谓人才荟萃，名师辈出。这批日后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人物，当时绝大多数都在30岁左右。其中，胡适、刘文典、刘半农年仅27岁，最小的是年仅24岁的徐宝璜，他既是经济学及新闻学的教授，又是校长室秘书。
蔡元培以这批青年才俊为骨干，努力把腐朽的“官僚养成所”改造成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
在这一时期，他提出并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只要有真才实学，不问学术观点、政治倾向，都能得到北大的接纳。
北大出现了一道很有意思的风景：最激进的陈独秀、李大钊，以及最保守的辜鸿铭、刘师培，同时在三尺讲台上宣讲自己的学问之道。
但是，兼容并不意味着蔡元培对不学无术者的容忍。
当时北大各科尚有若干洋教员，皆从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请托介绍而来，学问参差不齐，作风懒散懈怠。蔡元培依照合同辞退了其中不合格的数人。于是有洋教员要控告校长，两名英国籍教员请英国公使朱尔典同蔡元培谈判，均为所拒。朱尔典扬言“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蔡元培一笑置之。
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造是全方位的。他犹如一个高明的外科医生，给老气沉沉的北大做了一次成功的换心手术，让其青春焕发。
而他本人最认可的一项，是奠定了教授治校的治理架构。
蔡元培反对大学校长独断独行，主张民主办校。1912年，他在教育总长任内手订《大学令》中，即有“大学设评议会”的规定解缙敏对，但未能切实施行。此次出长北大，正好可以以身作则做起来。
让懂学术的人来管理大学，让校长回归服务的角色，没有蔡元培的气度雅量，这项自我束缚手脚的制度不可能建立起来。
熟悉蔡元培为人的教育家蒋维乔说，为公众事业，蔡元培可以做到忘其家、忘其身，做到功成而我不必居，名成而我不必享，无我、无功、无名。
▲1920年，蒋梦麟、蔡元培、胡适与李大钊（从左往右）合影
04
做校长不是蔡元培的真正志向，他的真正志向是要建立一所符合他的观念的大学。
由于当时国内的政治环境影响，以及新文化运动引发的效应，北大成了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后人把这些都当作蔡元培的贡献，但蔡元培自己却陷入了矛盾之中。
蔡元培是当时国内最早得知中国代表团将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的人之一。他得知消息后，立即召集北大学生代表，告知此事。5月4日，学生集会游行示威爆发。
面对结队准备出发请愿的北大学生，蔡元培内心十分纠结。一方面，他认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所以过去他曾多次劝阻学生参加政治游行；另一方面，他又对学生极为爱护，教育总长傅增湘要他把学生劝回去，他在电话中答复：“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阻止。”
然而，游行学生因爱国心切，做出了焚烧曹汝霖住宅、痛殴章宗祥等违法过激行为，这让蔡元培更难自处。
即便如此，他还是向北洋政府当局请愿营救学生，表示“愿以一人抵罪”。
作为校长，他有义务保护学生；作为校长，他也有责任维护校纪。对此两难处境，他的内心无疑是苦闷的。
迫于全国舆论压力，北京政府5月7日释放了被捕学生，蔡元培亲率全体师生到北大红楼前广场迎接。场面十分感人。
但第二天，蔡元培就递交了辞呈，辞去北大校长职务。
9日清晨，他离开北京，一路南下。他说，“我倦矣”。
据当时北大教务长蒋梦麟回忆，蔡元培南下后，他和其他师生代表赶到杭州，苦劝蔡先生回校。蔡元培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火天之城，不过学生们示威游行，“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但是这次爱国运动却给身为校长的蔡元培留下了巨大的难题，“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
蔡元培坚持不答应北大师生的挽留。大学校长的位置如果与他的办学原则出现了冲突，他一定是舍弃前者，保全后者。
更何况，他深知，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五四运动给予他的心灵困境，问题不在学生，不在北大，而在国家。
他写了《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明确列出他坚决不肯回任的三条理由：
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投入进去么？
二、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自己到任后稍稍有所革新，就被守旧势力视为“洪水猛兽”，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鸿蒙炼体，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吗吴振洲？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吗？
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干净了金文奎。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
这三条理由掷地有声。有学者总结说，蔡元培实际上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
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
蔡元培的北大校长之旅，充满了个人的痛苦挣扎，然而谁人能解？
世人只看到蔡元培赋予北大的伟大意义，却看不到做北大校长给他留下了多少内心苦闷。
▲蔡元培改造北大是为了学术救国，而不是政治救国
05
吊诡的是，蔡元培可以没有北大，但北大不能没有蔡元培庄俊维。
在他离开的日子，北大群龙无首。北京政府曾任命了新校长，因学生反对而无法到任橘纯一。这种情况下，蔡元培只好再作“牺牲”，不得已答应回校。
在此后的日子，他也从未妥协，从未恋栈。无论是政府、学生还是政局沧海行云录，任何一方逾越了他坚守的底线，他就不惜与之对抗，不惜提出辞职。
尝到抗议甜头的学生，确实容易走向另一极端。在北大讲义费风波中，学生不愿意交讲义费，认为理所应当，还组织起来闹事，蔡元培很愤怒，直接撸起袖子要和学生决斗。然后，他提出了辞职。
北洋政府因为派系斗争，教育总长彭允彝构陷财政总长、北大兼课教师罗文干，干涉司法独立，蔡元培极为愤慨，突然提出辞职，理由是“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
总之，从1917年出任北大校长，到1927年离任姜秀智，蔡元培一共有七次提出辞职，但都未获批准。
有学者统计，这10年间，北洋政府的总统换了5次，还有临时执政1人、摄政2人，内阁总理换了30次，而蔡元培一直是北大校长。
实际上，他真正主事北大仅五年半时间，后期多由蒋梦麟代理。他只挂北大校长之名，这也让他感觉十分惭愧。
他本人认为，自己在北大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失败的。
他本想把北大办成一流的高等教育机构，向欧洲历史最悠久、最负盛名的大学看齐。但是，1920年代的政治斗争使北大偏离了学术的轨道，这是他无力扭转的现实，也是深感遗憾的原因。
1927年夏，张作霖攫取北京政权后，没有蔡元培的北大，彻底被带回了蔡元培时代之前的老样子。
直到国民政府北伐胜利，蔡元培又短暂做过名义上的北大校长。1930年9月之后，他总算彻底卸下了北大校长的光环。当然，所谓光环，在他眼里，其实是个紧箍咒。
在1929年北大成立三十一周年之际，蔡元培说，五四运动期间，北大的历史之所以光荣，是因为它地处首都，而且是中国唯一的国立大学，现在首都南迁，北大不过是许多大学中的一校，不应当吃老本，妄自尊大。
他尤其不忘自己办校的初衷，要学生们以学术为唯一目的，不要想包办一切。
虽然没有说得十分直露，但他无疑是在暗示，北大在政治运动中陷得太深了东环影城影讯，没能达到他的期望。
彻底告别北大后，蔡元培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到1940年去世。
他的一生，算是身居高官显位，但个人和家庭生活极其俭朴，到晚年都没有一所自己的住宅。
蒋梦麟、胡适等人联名写信给他，希望给他献奉一所房屋，用作颐养、著作的地方，同时也可看作社会的一座公共纪念物。可惜的是，因为抗战爆发而未能实现。
去世时，蔡元培穷困潦倒。曾任武汉大学首任校长的王世杰回忆说：“蔡先生为公服务数十年，死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药费一千余元，蔡夫人至今尚无法给付，只在那里打算典衣物以处丧事，就连入殓时的衣衾棺木，还是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先生代筹的……”
但即便是“生无所居，死无所葬”的一代完人，蔡元培亦难逃流言的诋毁和诽谤。直到1949年，五四运动已经三十周年了，还有人写文章说，蔡元培办北大，目的是在做总统，而北大即是他总统梦的温床。
社会的不公和中伤到了此等地步，难怪蔡元培当初一再要逃离北大校长职务。
是的，蔡元培对于北大的意义，远比北大对于他的意义重要得多。
时至今天，就中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来说爱啦啦海楠，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
蔡元培生于1868年，今年是他诞辰150周年。我们纪念他，却不得不承认一个残酷的事实：
大学校长何其多，世上已无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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