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必读｜弗洛伊德：哀伤与忧郁（1917）-凤凰网读书
自恋理论，乃是整个精神分析理论重新架构的滥觞。1915 年，佛洛伊德宣称他正在构思一本他称之为《后设心理学引论》(lntroductionto Metapsychology) 的著作，预计由十二篇文章构成。不过后来正式发表的只有五篇。佛洛伊德感觉到有必要去重新建立一个足够完整的观念架构，来容纳精神分析各方面已知的事实。依照他的定义，所谓后设心理学就是，可以从拓扑学的、动力学的及经济学的观点来描述心理的真实事件(psychological facts) 。所谓拓扑学(引自费赫纳众所熟知的观念) ,指的是意识、无意识与前意识( preconscious )的区分。所谓动力学指的是诸精神力量( psychic forces) 彼此冲突。所谓经济学指的则是通过享乐－不悦的原则( pleasure-unpleasure principle) 对诸心灵力量(mentalforces)进行调节。--------而《哀伤与抑郁》为发表的五篇文章之四。
哀伤与抑郁（TRAUER UND MELANCHOLIE / 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XIV ，239-58）文/弗洛伊德版本1:翻译：周娟、施琪嘉若我们将梦视为自恋性障碍的正常现象，则我们必须将哀伤的正常情感表现与抑郁区别开来。首先声明，不要对我们的结论作过高的期待和评价。我们知道即使在以描述性为特点的精神病学里，对如何定义抑郁症的也有着多种不同观点，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分歧和不一致。我们的这里的材料限定在较无争议的某类个案中。因此我们要讨论的可能不一定是整个抑郁症，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抑郁和哀伤的共性在于均有生活事件为前提。哀伤通常为对某个亲密的人的丧失所产生的反应，或因离开自己亲爱的祖国、失去自由和理想等所产生的反应。在类似的情形下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些人应该为哀伤反应的时候却表现出病态的抑郁逃出恶魔岛。值得提出来的是，哀伤并非病态比佐野沙罗，也不需要治疗，虽然有时它可以导致人们变得脱离原来的生活轨道。我们相信，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它会自然痊愈，其障碍为广泛的以针对自己为主的表现。抑郁则以严重创伤后的精神表现为特征，对外界的兴趣减弱、爱的能力丧失及所有能力受限及自我价值的丧失，伴随着自责和自怨，甚至出现带有妄想性的惩罚期待。在哀伤中也伴有自我价值的降低，但自我感觉仍保持完整，当出现丧亲时，可以出现精神的极度痛苦的体验以至于失去对外界的兴趣——就象不愿接受亲人已经死亡的现实一样。选择新的客体替代旧的亲人的能力的丧失实际上是不愿回避任何能令人想到亲人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理解，这种自我的阻遏及受限为哀伤的表现，其他的主动功能和兴趣并未丧失。由于大家均可理解这种情绪，故大可不必视其为病态的。我们可以将哀伤称为是非常痛苦的，但大家应该可以理解，作为反应，这种痛苦也是必须的。哀伤有哪些作用？如何工作的？我想它至少在自然的状态下具备这样的功能：现实检验表明了爱的客体不再存在，需要将以往所有的相关力比多从中拔出，而这时会出现严重的混乱，观察表明，多数人在此时很难离开原来的力比多位置，以至于替代性客体转换出现困难，严重的对现实的偏离及对客体的执着可导致妄想性的欲望精神病。当然，正常时现实总会战胜妄想，但因这种情感重负不能立即放下，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丧失客体投注的能量仍在精神上起着作用，每个在力比多中与客体相关的回忆、期待均在不断地重复、转译并释放。为何与现实达成的妥协形式如此强大和痛苦？仅从节省理论给出满意的解释是不容易的，好在大家还能理解这种情绪，事实上自我在这样哀伤形式下发泄后又重归自由和解脱。现在我们就已经获得的哀伤的知识来谈抑郁。系列的经验表明了抑郁也可为亲密客体丧失后出现的反应，但也有观察表明，这种客体的丧失为一种想象的状态，如客体并没有真的丧失，但作为爱的客体，它已经不复存在（如离异）；另一些情况下人们感到某些东西不存在了，却无法说清楚是什么，或抑郁是因谁不存在了之后而产生，当事人却不清楚，自己在这个丧失的客体身上失去了什么。这样，抑郁的产生虽然是与意识中的客体丧失有关，与哀伤相比较而言，后者则清楚地知道失去的对象是什么。在哀伤中，自我通过对外界兴趣的阻遏和丧失处理了情感，在抑郁中对不明对象丧失的内在处理过程与上述接近，也出现活动的阻遏，不过我们却在抑郁病人那儿得出这样的印象，即病人强烈的情感不知被吸收到哪儿去了。抑郁症病人与哀伤者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们的自我感觉完全被剥夺、自我完全缺乏。在哀伤者那儿，世界是贫乏无味的、空虚的，而在抑郁症病人那儿，这种情形完全变成了针对自己的感觉。病人将自己描述得一无是处，渺小而无能、甚至可鄙。他们自责、自怨并且觉得自己应该受到惩罚。在众人面前他们常将自己贬到最低，为自己的卑微感到抱歉。他们不仅不对其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产生异议，而且还将对自己的批判思维延伸到过去，并悲哀地认为自己再也不可能获得更好的结局。这种临床表现（主要为道德上的）导致了失眠、纳差及在心理上对所有基本生活愿望的极度压抑。就科学性及治疗性来讲，可以马上对病人指出他们应该恢复正常，问他们为何有这些想法和行为，但病人会讲他们就是对爱失去了兴趣，不想干事，而这就是我们所了解到的与哀伤有区别的因自我受损有关的继发性原因不明的内在精神过程。有时，有的人很快从自责中恢复对现实的认识，这些人不属于抑郁症，而那些逐渐对自己批评升温，视自己为渺小的、自私自利的、永远不正确且不能独立的人应该视为抑郁症病人，他们努力获得自己有缺点的一切证据，以至于我们要问：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想达到什么目的？毫无疑问，如哈姆莱特王子所说：不管真相如何，不管有多少不公正，我是真的有病！人们很容易发现病人自述的自我贬低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以往那个天真无邪的、能干的有责任感的女人在抑郁状态下不再将自己的真实情况展现示人，我们感到抑郁症者并不如常人那般羞于展示自己的缺陷，甚至他们过于背离现实的自我批评让人想到是否他们从中得到几许满足。还不清楚抑郁症者在他们自尊丧失的背后是否能够接受他人的批评。他们想对人正确地描述自己的心态，但失去了内省的能力且又要给出理由。我们称之为冲突——一种难以处理的情景。与哀伤相比两者均涉及到客体的丧失，而在前者更多涉及的是自我的丧失。在我们进一步研究这种冲突之前，我们先看一下抑郁症者自我状态下的情感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假设，这种从自我中分离出来的带批判性的成分在平时就是单独存在着的，其他的观察中也证实了这一推论。我们可以相信这一成分的来源是自我，在此提到的成分（Instanz）指与意识检验和现实检验相关的自我成分，我们可以证明这一成分在这种情形下是病理性的。抑郁症的临床表现首先应该理解为自我在道德上沦陷的结果：躯体不适、仇恨、虚弱和社会自卑感等为自我评价降低时躲在疾病背后的表现，恐惧和生病为主要表现。回到前面说的冲突上来，观察这一现象十分不容易，要十分有耐心地听抑郁症病人千万次重复对自己的指责，人们发现这实际上与病人本身不太符合，而多少与那个病人描述的所爱的或、爱他的或应该爱的人的特征相符。如果人们进一步确认自己的想法，常常可以证实这一点推测。这样，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病人对自己的指责实际上是关于他/她所爱的客体的，而这又以指向自我的形式呈现出来。一个经常对其丈夫因他娶了自己这样一个无能的女人感到抱歉的妇女实际上是在隐晦地指责这个男人的无能。实际上我们对那些自责的谴词以相反的含义去理解不应感到奇怪。病人当然可以将自己对因爱的丧失所产生的对客体的爱与恨的矛盾导致的情绪压抑隐藏起来。这样，对疾病的意义就有了深层的理解，主诉实际上按旧的词义去理解为指控，由于将自己贬到最低，所以对所要表达的内容也就毫无羞耻和抱歉可言，病人由于将自己与环境隔离，将自己竭力贬低，通常被认为严重与社会不相容，好象自己不应当存在于这个社会上似的。病人的表现源自于一种内心对抗情绪的集结，这种集结通过一定的过程，转变为抑郁症。要重建这一过程并不十分困难，客体选择（objectchoice）（即对某个特定人物的力比多附着）曾经发生过，但是由于来自被爱客体的某些蔑视和失望，使得个体与该客体的关系受损。然而个体并没有将力比多从该客体中撤回并移至新的客体之上，而是另外的情形，转移到与他期望相符的众多客体上去。客体投注虽然没有阻遏，但力比多并没有自由地被转移至其他客体上去，而是转向了自我。并且，这部分力比多并未以通常的方式被使用，而是被个体的自我用于建立对丧失客体的认同。这样，客体的投影（shadow）落于自我之中，因此，自我的被投影部分就成为自我其他批判结构的评判对象，这个被投影部分的自我仿佛是成了那个被遗弃的客体。这样，客体的丧失（object-loss）就变成了自我的丧失（ego-loss）。同时，自我与被爱客体之间的冲突就转化为自我批判结构与自我认同客体的部分（即被投影部分的自我）之间的冲突。从上述的过程和结果可以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方面，存在着对所爱客体的固着，而另一方面又有试图摆脱对客体投注的矛盾。阮克（O.RANK）注意到此点，提出客体的选择是以自恋为基础，这样，当客体投注出现问题时可以马上转向自身。与客体的自恋性认同将成为爱的投注的代偿，这样的结果是：尽管与被爱客体之间存在冲突，但是并不需放弃爱的关系。对被爱客体的认同性替代，是自恋性情感的重要机制。兰道尔(Landauer)通过对一例精神分裂症病人的恢复过程的观察发现了此机制，一种从客体选择到原始自恋的退行。我们曾在其他场合下得出过这样的结论：认同在客体选择之前就已经出现，为自我针对客体加以表达的一种矛盾方式，自我希望通过吞并客体成为自己的一部分，这与力比多发展的口欲阶段特点相一致。亚布拉罕(Abraham)将其观察联系起来得出非常有道理的结论：拒食代表着抑郁状态的严重形式。这些由理论推导得出的抑郁症或其形式与客体选择的自恋性有关的结论还需进一步验证。在前言中我就提到过，仅根据经验得出实验的结论是不够的，如果我们的观察与假想要一致起来的话，则对客体投注性的退行必须与自恋性有关的口欲力比多期联系起来，从而成为抑郁症的典型特征。与客体的认同在移情性神经症中也并不少见，实际上，认同是症状形成的重要机制，尤其对于癔症更是如此。二者的区别在于，抑郁症的客体投注被完全放弃，而癔症中则是持续存在并起着作用，当首次客体投注形成后，就不再容易从前一个客体转向新的客体，这样导致的结果为单一情感和交互关系的形成。自恋性认同比神经症性认同更加原始，也是目前涉足不多的一条理解癔症的通路。这样，抑郁一方面与哀伤有类似的地方，而另一方面，有着因对自恋性客体选择而退行的自恋过程。一方面，它有着与哀伤相似的与所爱客体丧失所致的反应，而另一方面它以与相应客体过于粘着的关系为哀伤所区别，最后以至出现病理性表现。所爱客体的丧失为重要的标志，决定所爱关系是否冲突。强迫性神经症的出现就与哀伤产生的矛盾性冲突所取的病理性姿态有关，这时，爱的客体丧失后自责为代偿的主要形式，它仍是表现对爱的客体渴求的一种形式。在所爱的客体去世后出现强迫性神经症的抑郁诱使我们只考虑到力比多退行中病人自己的问题错嫁丑妃。抑郁的表现常由死亡导致的明显的丧失事件所诱发，但其表现为严重的所有症状、退缩及失望，由关系中爱与恨的对立带来并因这种冲突而增强。这种一会儿真实、一会儿与过去相关的两难冲突在抑郁状态下被掩盖。若对客体的爱不能放弃，而客体自己却放弃了爱（死亡），爱只能逃入自恋性认同中去，这样，在替代的客体身上就能通过责怪（自责）、贬低与伤害发泄恨的情感，从而获得施虐的满足。毫无疑问，对抑郁中充分的自责能够与强迫性神经症中因客体而转向自己的施虐和恨的倾向带来的满足有着同样的性质。两种方式所要达到的目的均为间接通过自虐的报复方法指向原始客体并通过得病的方式以示抗议，同时，生病后就可使这种敌意相对减轻。这样，那个导致抑郁症发生的人，在这种有所指向的疾病过程中一般很容易地在病人周围环境中被挖掘出来。抑郁症对客体爱的投注就有了双重含义：一方面为对客体的认同，另一方面则因两难的冲突所致的转向自身实为施虐的行为。这时我们已经能够理解抑郁症病人为何对自杀独有情钟——因而才显得那样危险。从最原始的爱的体验出发，强大的带有自我特征的自身之爱起源于我们还不太了解的自恋性力比多的释放，后者对自身受到伤害时的自我不能加以保护，由此导致生命有虞的焦虑。很久以来我们就知道，所有的神经症病人对自杀的念头不太明确，它不是起源于某种需要加以抵抗的冲动，而多在不明的力量驱动下导致行为的发生。通过分析我们清楚了，自我就象客体一样，象它所遭受的来自客体的、原始从客体外界而来的敌意一样回到对客体投注状态。这样，在自恋状态下，虽然客体仍是那客体，但它变成了自我自己因而显得法力无边。在对外的爱和自杀相悖的情景下自我仍以不同的途径受着客体的控制。抑郁症的另一个显著特征为空虚的焦虑，它是关系受损和退行至肛欲期的结果。关于抑郁症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如为何与哀伤相比过了一段时间它丝毫不消退，我们能够发现的信息为：在哀伤的过程中，时间是实施现实检验所必需的，经过了这段时间，自我会将放在丧失客体上的力比多解放出来，我们也以类似的设想去推断抑郁的过程，但这种节省性的理解存在着问题，抑郁症病人的失眠表明了他所处的状态的僵化，他不能完成一个睡眠必需的各个部分的统一的联系。抑郁症情结就像一个敞开的伤口，各个方面的投注能量都针对自己（这个我们在移情性神经症里叫做“反投注”），掏空自我直到完全的空虚；可以很容易的通过对抗自我的睡觉愿望来证明。——可能是一个心理上无法解释的躯体上的时刻，在黄昏规律的减轻状态中显露出来。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最后再提一个问题，是否自我缺少没有足够考虑到的客体（单纯的自我伤害），就不能来证明抑郁症的产生了，是否有害空虚的自我力比多就不能给出确定形式的情感。抑郁最值得注意和最需要解释的特征，就是突然转变到完全相反的状态——躁狂。当然不是每种抑郁都会这样转变。一些是发生在周期性复发的情况下，其间隔时间与躁狂没有或者只有细微的差别。其他一些表现为规律的抑郁和躁狂交替发生，导致一种循环精神错乱假设的产生。如果精神分析工作很多情况下没有解决这种疾病，也就是得到治疗效果，那就试着将这种情况理解为非心理性的。所以不仅仅是允许，而应该是有义务提供从抑郁扩展到躁狂的分析性的解释。我不能保证这种尝试能给出完全满意的证明。它远不能到达第一次所了解的可能性。这里给我们提供了两条线索，第一是精神分析的印象，另一个是所谓的一般的经济学经验。借用很多精神分析词汇来表述的印象，就是躁狂的内容没有什么与抑郁是不一样的，这两种情感都环绕着“情结”，也许自我将这个情结放在抑郁里，而在躁狂里，自我克服了这个情结或是将它推到一边。另一条线索给出了经验，所有的愉悦、欢呼、胜利的状态，也就是躁狂给我们呈现的，都可以认为是要依赖于经济性条件。这涉及到一种作用，这种作用可以产生强大的、持久的支持，或者是出于习惯产生的心理壁垒最终顺畅，使其能够应付各种场合。比如说一个穷困的赌徒，在一次大赢之后，他突然就不需要为每天的面包而忧虑了，比如一个人在长期疲惫的拼搏之后终于迎来胜利，又比如一个人在一次打击时就可以将沉重的束缚、长期的伪装统统抛掉。所有这些情况都可以通过高涨的情绪、愉悦情感的表露以及对各种活动高度的兴趣所表现出来，就跟躁狂一样，跟抑郁完全相反并阻止了抑郁。可以冒险说，躁狂也就是这样的一种胜利，只是它所克服和战胜的再次留在自我覆盖之下。醉酒人的状态就是这样——这是他是最愉快的——也许也可以这样来解释；压制中由于毒素造成的能量消耗的暂停。（这可能涉及到束缚耗费所获得的不好的东西。）外行喜欢认为，躁狂状态下的人是如此的多动和富有活力，因为他们处于“如此好的情绪”中。这种错误的关联当然应该消除。每个被提到的经济性条件在精神生活中要被满足，这就是为什么一方面有愉快的心情，另一方面则无尽的活动。让我们把两方面的意义放到一起（精神分析的印象和经济学经验），就会得出：在躁狂状态下自我要战胜客体的丧失（或者是哀伤丧失本身或者是客体本身），现在全部的反投注，自我又将抑郁的痛苦折磨都投注到自身了。很显然躁狂的人已经脱离了让他痛苦的客体，他极度的想要找个新客体来投注自己的能量。这样的解释听起来很有说服力，但是首先它确定的东西太少，其次出现了更多的新问题和疑惑。我们不想回避这个讨论，虽然我们也不期待能找到什么答案。首先：正常的哀伤可以承受客体的丧失并能收回自我投注的全部能量。为什么这个过程之后，欢呼过程并不是根据经济条件以隐含的方式进行的呢？我认为对于这个异议不可能简单的来回答。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哀伤是用一种什么样的经济手段来完成这个过程的呢；也许可以猜测一下。在对失去的客体的每一个回忆和期待之中，现实带来评判，这个客体已经不存在了，此时的自我是否能接受这个命运呢？在自恋性的满足下，为了生存，要解除与失去的客体的联系。可以设想，这种解除过程是非常慢，一步步的，在这个过程结束时，对于其必要的付出也没有了。我们用猜测哀伤过程的思路来猜测一下抑郁的过程，首先就会遇到一个不确定。直到现在我们几乎都还没有注意到拓扑理论对抑郁的观点，抑郁是在怎样的心理系统下进行的呢？在放弃潜意识中对客体的投注时，情感的心理过程是怎样的，自我中认同替代又是怎样的？可以很快的说：“力比多放弃了潜意识对客体的想法。”但实际上这种想法被无数的单个印象取代了（潜意识痕迹），而这种力比多转移的过程也不是一瞬间的事情，而是像哀伤一样非常慢，逐步进行的。是否是从许多方面同时进行，或是还是有着一系列的过程，一时还很难区分；在分析的过程中可以知道这个过程很快，每个回忆被激活也很快，虽然每次都是源于其他某处潜意识，但总是有单调疲惫的抱怨。如果不是客体与自我有如此强大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客体的失去也不会如此具有影响力，导致哀伤或是抑郁的发生。抑郁与哀伤力比多的单个的过程是一样的，可能是受着同样的经济态度的支持，也有着同样的目的。但就像我们所知道的抑郁比一般的哀伤有更多的内容。对客体的态度不是那么简单的，左央因为其矛盾冲突而变得复杂。这个矛盾既是本质上的，就是说取决于自我的爱的关系，这个矛盾也是由客体丧失给自己带来威胁的体验所引发的。而抑郁的诱因则远远超过了哀伤，哀伤是因为客体的死亡，实际的丧失而造成的。而在抑郁，则逐渐产生了针对客体的无数的单个的战役，在其中，爱恨交织，一方面要抽离对客体的力比多，另一方面，是为了克服这个力比多的冲击。毫无疑问这种单个的战役是在潜意识中的，也就是对现实的记忆印记中。而哀伤也在潜意识中尝试解决，只不过没有阻碍，使得这个过程通常都可以经由前意识而到达意识。但在抑郁，这个过程却被中断了，也许是很多的因素造成的，或者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造成。本质的矛盾、与客体相关的创伤性体验会激活其它被压制的东西。因而这种矛盾冲突一直留在意识中，直到有抑郁特征的出口出现。最终有危险的力比多投注离开了客体，也只是从自我离开的力比多又回到自我。而由于逃离到自我，爱也抽离出来。力比多这样的退行可以使得过程更清楚，并且表现为自我和批判机构的冲突许怀欣。意识在抑郁的过程中有怎样的体验并不是重点，我们相信痛苦消除的影响也不是重点。我们看到自我在迁就，并对自己发脾气，理解力如此的少，不知道，该引向哪里，该怎样改变。而这个过程的潜意识却可以来描述一下，因为抑郁和哀伤的过程中不难找出重要的类似点。哀伤激发自我去放弃客体，去解释客体的死亡，并鼓励自我继续生存，通过将客体贬低、甚至杀死客体这样针对矛盾的斗争来解除固着在客体上的力比多。也有可能，在他发泄完愤怒之后，或是在认为客体毫无价值后，潜意识中的过程结束了。我们不知道，这两种可能性是规则出现还是以其中一个为主，使得抑郁结束，也不知道这样的结束对于以后又有怎样的影响。自我可能很喜欢这样来了解自己，并作为客体的上级。我们希望能接受对抑郁的总结，但我们还不能从这个解释中得到什么。我们希望，在影响抑郁情感的矛盾中发现抑郁过后躁狂状态的经济条件，也可以在其它类似的方面找到支持；但有个现实，它是屈服于什么了呢？抑郁有三个前提：客体的丧失，矛盾和力比多退行到自我，我们可以在死亡事件后的强迫自责中再次发现前二者。而矛盾，毫无疑问就是冲突的动机驱力了，观察显示，冲突过程之后，从战胜躁狂情绪中也没剩下什么东西了。我们认为这第三个因素才是唯一起作用的。抑郁的过程结束后，就自由了，也使躁狂将力比多的退行与自恋联系起来，自我内的冲突，为了客体的斗争，就像一个痛苦的伤口一样，有着高度的投注。但这里再次的，如果我们要对躁狂做出进一步的解释，我们应该对躯体的疼痛和与之类似的精神痛苦的本质有所了解。就像我们已经知道的，心理复杂的问题的相互交错迫使我们要在每一个询问之前打破它，直到其他的询问的结果能有帮助。版本2：贺明明译我们已经阐明，可以把梦作为自恋心理障碍的正常原型，我们认为，设法把正常的悲伤感情与悲痛中的表现进行比较，舍使我们对于抑郁的本质有所洞察。这次我们必须预先提出某种警告，不要对这种结果期望过高。即使在描述性精神病学中，抑郁的定义也是不明确的。它可以采取不同的临床形式（其中有些更象是机体的疾病而不是心理疾病），肯定不能把它们归于一类，赊了每个观察者都能得到的印象而外，我们在这里所用的材料限于很少一些病例，它们的心理发生性质是没有争议的。任何要求我们的结论有普遍正确性的主张最后都要放弃，因此，我们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以我们今天处理病例的研究方法，很难发现什么东西不是典型的，即使不是整个一类失常，至少一小组失常也是典型的。抑郁和悲痛间的关系看来为两种情况的一般描述所证实。而且不管是否有可能排除生活中引起它们的外部影响，这种激发的原因被证明对于两者都是相同的。悲痛一般是对于失去所爱的人的反应，或者是失去某种抽象的东西，例如祖国、自由、理想等等。同样的影响，在有些人身上则发展为抑郁而不是悲痛。因此，我们可以设想他有一种病理素质。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悲伤意味着大大偏离正常的生活态度，但是我们永远不会认为这是一种病态而对悲伤的人进行药物治疗。我们确信，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克服它，因而我们认为对它的任何干预是不可取的，甚至是有害的。抑郁的显著特点是深深痛苦的沮丧，患者失去了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失去了爱的能力，抑制了所有的活动，降低了自尊感，以至于最终成为自我谴责和自我辱骂，达到顶峰时是在妄想中期望自己受到惩罚。考虑到在悲伤中也会遇到同样的迹象，那么这种描述就会更加明了，在悲伤中不会陷于自重，但其他特点是相同的。深度的悲痛是对失去爱人的反应，包含着与悲伤同样的痛苦感情。它失去了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因为无法使死者复生；它失去了接受新的恋爱对象——这意味着替代悲痛对象——的能力。每一个主动的努力产生的转变，与死亡的想法没有关系。很容易看到，自我的这种抑制和限制是悲痛特有的表现，它排除了其他的目的或兴趣。因为我们如此清楚地知道如何解释它，在我们眼里这种态度才不是致病的。我们认为要作一番比较就可以把悲伤的性质称为“痛苦。”当我们用元心理学的术语定义痛苦时，也许可以提供例证来证明这种比较的合理性。那么在形成悲痛时，究竟哪些因素在起作用呢？我并不认为以下的表述有什么牵强附会的地方。现实的检验表明，爱的对象不再存在，这就需要把所有的力比多从它依附的对象收回。反抗这种要求当然就会引起斗争，可以普遍观察到，人们永远不会自愿地放弃力比多地位，甚至在替代物已经向他招手时仍是如此。这种斗争可以激烈到脱离现实，使对象在幻觉中继续成为精神病患者的愿望。正常的结果是尊重现实获得机会。但是它的命令不会一下子就服从，而是通过大量消耗时间和发泄能量逐步实现的。在这段时间里，失去的对象仍然在心理中存在。把力比多与对象束缚在一起的每一个单独记忆和希望都要提出求，并得到过度的发泄，于是力比多与对象脱离了。这个逐步执行现实命令的过程，其本质是妥协。为什么它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很难用心理经济学的术语来解释。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病苦在我们看来似乎很自然。新开私服然而事实是，悲痛的功能完成以后，自我又变得白由和不受抑制了。现在让我们把从悲伤那儿学到的东西应用到抑郁上来。在一类情形中这是很明显的，抑郁同样可以是对干失去爱人所做的反应。当失去的对象更带有理想色彩时，这种激发的原因就无法觉察到了。对象也许实际上并没有死亡，只是不再成为爱的对象了（例如一个被遗弃的新娘）。在其他情况下，有理由得出结论，失去的东西是可以体验到的，但是无法清楚地认识到失去了什么，而且可以更加容易地设想，病人无法有意识地感觉到究竟失去了什么。的确，完全有可能病人意识到失去了什么也会引起抑郁，这时他知道自己失去了谁，但是并不知道在他身上失去了什么。这意味着抑郁以某种方式与无意识地失去所爱对象有关，这与悲痛不同，在悲痛中并没有失去什么无意识的东西。我们发现，在悲伤中，自我的抑制状态和兴趣丧失完全可以用悲痛的吸收功能加以解释。在抑郁中，未知的丧失也是同类因素内部作用的结果，这相当于抑郁性抑制。只是抑郁的抑制在我们看来迷惑不解，因为我们看不到是什么把他完全吸收了。因此，抑郁表现出一些在悲伤中没有的东西。极度地陷入自重，自我极度匮乏。悲伤时，世界变得贫乏空虚，抑郁时则是自我变得贫乏空虚。在我们看来病人的自我表现为毫无价值，无法作任何努力，在道义上是卑鄙的。他谴责自己，辱驾自己，希望自己被抛弃被惩罚。他在每个人面前贬低自己，并且怜悯自己的亲属与自己这个没有价值的人联系在一起。他并没有意识到在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化，只是把自我批判扩展到过去，宣称他从来也不比现在更好些。这种妄想式的自我贬低主要是道义上的，它是在心理特征明显的失眠、厌食、抛弃本能之后形成的，这种本能维持着每一种生物的生命。用科学和治疗的方法反对病人的自我谴责是无效的。他在有些地方的确是对的，并且说出了他所思考的东西，对于他的某些说法，我们应该立即表示同意。正如他所说的，他实际上失去了兴趣，无法去爱，无法做什么事，但是正如我们所了解的，这是次要的，是内部痛苦消耗了自我的结果，对此我们一无所知，只能与悲痛的功能进行比较都市神皇。在其他的一些自责中，他似乎也有道理，只是他洞察真理的目光比一般人更苛刻。当他为自责而烦恼的时候，他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渺小的、自私自利的、卑鄙的、没有主见的人，是一个只想掩盖自己本性缺陷的人,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也许是他非常接近于自知，我们只是感到奇怪，为什么一个人在发现这类真理之前会得病。因为无疑，每当一个人在别人面前坚持或者表达出这种有关自己的看法，就象哈姆雷特谴责自己和所有的人一样，那么他就是一个病人，不管他所讲的是真理还是多少有些歪曲。我们所能判断的是，不难看出在自我贬低及其真实评价之间没有相应关系。一个出色的、有能力、有良心的妇女在产生抑郁之后不会把自己说得比无用的人更好些。而她们比那些我们没法夸奖的人更容易得病。最后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归根结底，抑郁的行为并非都和一个热衷于悔恨与自责的正常人一样。正常人的特征首先是羞耻，这在他身上并没有，或者至少是迹象甚微。甚至可以说，在抑郁症中占主要地位的恰恰是相反的迹象，即坚持对别人谈论自己，并因暴露自己而感到快乐。因此最本质的东西不在于抑郁病人苦恼的自我贬低是否合理。问题在于他正确地描述了自己悲哀的心理状态。他失去了自尊，并且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我们的确面临着一个矛盾，它提出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与悲伤的类比使我们得出结论，抑郁所承受的损失是一个对象，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失：去的正是他本人。在论述这种矛盾之前，先让我们谈论一下抑郁有助于构成自我的论点。我们看到在这种条件下，自我的一部分如何与另一部分发生矛盾，批判地评价它，把它视为一个对象。我们怀疑心理中批判的成份是从自我分裂出来的，也可以表明它在其他情况下是独立的，并为进一步的观察所证实。我们会发现，把这种情况与自我的其他部分相区别是有道理的。于是我们承认这是一种通常称为良心的心理能力。我们将会……发现其他的证据，表明它也会独立地致病。在抑郁的临床描述中，对自己的道德不满远不是最突出的特点。自我批判很少涉及机体的疾病、丑陋，孱弱、社会地位低下，在这些毛病中，病人害怕承认贫困的思想尤为突出。有一种观察，一点不难进行，它可以提供对于上述矛盾的解释。如果一个人耐心地听完抑郁病人各种各样的自我谴责，他必然得出这样的印象，往往反对自己最甚的说法根本不适用病人自己，但是只要稍加变动就可以适用干另一个人，这人是病人所爱的、爱过的或者应该爱的人。每当人们考虑事实时，都会肯定这种假设。于是我们就掌握了临床描述的关键，可以认为自责就是责备所爱的对象，他已经转移到病人的自我里。一个妇女大喊大叫，可怜她的丈夫和自己这样穷的人结合在一起，实际上是责备丈夫在某种意义上讲是贫穷的。在这种转移中也会混杂着真正的自我责备，这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他们把这些强加在自己身上是因为有助于伪装其他东西，使人无法识别真实状态。它们的确源自冲突中所包含的“为了”和“反对”，这使他失去所爱的对象，于是病人的行为也就变得可以理解了。他们的抱怨实际上是在合法的意义上抗议世界；因为他贬抑自己所说的一切从根本上讲都和其他人有关，所以他们既不感到羞耻也不把自己遮掩起来。他们远没有显示出对于周围人的谦恭与屈从，无价值的人本来只配这样做。相反，他们总是制造麻烦，不断侵犯别人，行为举止象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一切之所以可能，仅仅因为在他们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反应仍然是来自反抗的态度，这种心理丛通过一定的过程转变为抑郁的懊悔。一旦认识到这一点，重构这一过程就没有困难了。首先存在着对象选择，力比多使自己依恋于某人。然后由于与所爱的人有关的实际伤害和失望，这种对象关系变得不确定了。其结果并不是正常地从这个对象撤回力比多，并将其转移到新的对象上去，而是转移到别的东西上去，这需要各种条件。事实证明对象发泄的抗拒能力很小，从而被抛弃了，但是撤回到自我的自由力比多并没有指向其他的对象。它并没有以几种可能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找到应用，而只是确立了自我与被抛弃对象之间的同一关系。这样，对象的影子就落到了自我身上，后者就象被遗弃的对象一样受到心理力的批判。通过这种方式，对象的失去就转变为自我的失去，在自我与爱人之间的冲突就转变为自我批判能力与由于上述认同作用造成的自我之间的分裂。考虑到这种过程的必要条件和效果，可以直接推出某些结论。一方面，它表现出对于所爱对象的强烈固恋，另一方面则与此相反，对象发泄的抗拒能力很小。我们在某些地方论述过，对象选择如何从认同的原始阶段发展而来，其方式足自我首先接受一个对象，表现出对它的矛盾情绪。自我希望把对象与自己结台在一起，采用的方法是口唇期和原始阶段使用的吞食方法。在关于厌食与严重抑郁之间的联系这点上，阿伯拉罕无疑是正确的…．在强调这篇文章的同时我承认，研究所依据的经验材料并不能提供我们所希望的一切……一方面，抑郁和悲痛一样是对丧失所爱对象的反应，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它与一种条件有关，这在正常的悲伤中是没有的，出现这种条件时，失去所爱对象就变成一种致病的因素。失去所爱对象造成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使恋爱关系中的矛盾情绪被人感到和变得突出。因而就有成为受迫性神经症的倾向，矛盾情绪的冲突在悲伤中投下了致病的阴影。迫使它表现为自责的形式，结果是悲痛者本人因为失去所爱者而受到谴责，也就是说表现出对它的需要。在爱人死后出现的这种沮丧的受迫状态向我们表明，这里并没有力比多的倒退撤回，矛盾情绪本身就会引起冲突。它引起抑郁的机会大大超过了因对象死亡而引起抑郁的例子，它包括创伤、损害、忽视、失宠或者失望。它会在自我与对象的关系中加入爱和恨的对立感情，或者加强早已存在的矛盾情绪。现在，对矛盾情绪的冲突及它的根源有了更多的实际经验，弄清了它的更多性质，在抑郁的条件因素中再也不能忽略它了。如果逃避到自恋的同一中的对象恋无法放弃，而对象本身被放弃时，憎恨就扩展到这个替代对象上，辱骂他，贬损他，使他遭受痛苦，并且由此得到施虐的满足。抑郁病人的自我折磨无疑是快乐的，有意义的，就象在受迫性神经症中的相应现象一样，有憎恨和施虐倾向的满足都与一个对象有关，然后都返回到自己身上。在两种失常中，受迫害者通常都会在最后，采取自我折磨的迂回方式向原来的对象进行报复，并且用病来折磨他们，病情的发展是为了避免必须公开表示他们对于所爱对象的敌意。归根结底，伤害病人感情的人就是病人反对的目标，通常可以在他周围的人中间找到。于是抑郁病人对其对象的性欲发泄就有双重的命运：它的一部分倒退到对象与自我的同一，另一部分则在矛盾情绪冲突的影响下，被引向与冲突相近的施虐。只有在这种施虐中才能解开自杀倾向之谜，它使得抑郁症既迷人又危险。我们必须承认，自我的自爱作为产生本能活动的原始条件是如此重要，在死之威胁所引起的恐惧中，释放的自恋力比多数量也是如此之大，致使我们很难想象自我会将自己毁灭。我们确实早就知道，没有一个神经症患者隐藏自杀的思想，这并不是谋杀别人的冲动返回到自身。但是我们从未能够解释究竟什么力的相互作用可以使这种目的得以实现。现在关于抑郁的分析表明，只有当对象发泄撤回到自我．它才会把自己看成对象，当它能够以指向对象的敌意来反对自己时，它才有可能杀死自己。这是自我对外界所有对象的原始反应。因此，出于自恋对象选择的倒退，对象的确消失了，尽管一切都证明它比自我更加强大。在强烈的爱和自杀这两种对立的情况里，自我都为对象所压倒，虽然采取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期望发现抑郁症的一个显著的派生现象，表现为对贫困的恐惧，它可以倒退到肛门性欲，完全脱离了原来的前后关系而发生了变形。抑郁症使我们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使我们为难。这种方式过了一段时间就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大的变化痕迹，这是与悲伤共有的特点。在悲伤时，为了逐一执行受现实检验所发出的命令，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一工怍完成之后，自我就能成功地使力比多从失去的对象那儿解放出来。我们可以设想在抑郁的过程中，自我也有类似的任务。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我们都无法洞察发展的实际过程悠然末世。抑郁的失眠特点显然表明这种情况缺乏灵活性，无法使发泄全面撤回以满足睡峨的需要。抑郁情绪的行为就象未愈合的伤口，它从各方面吸收发泄的能量（在移情神经症中我们把它称为“反精神发泄”），从而消耗自我的能量，直到它筋疲力尽。这证明很容易使自我撤回入睡的愿望。在接近晚上时，这种条件—般都有明显的改进，很可能是因为身体的原因，而无法用心理学解释。这些问题还进一步关系到，与对象脱离是否构成自我的损失（自我的纯自恋创伤），这点足以提供抑郁的临床描述。自我力比多是否匮乏的直接原因是对某些病不起作用的毒素。抑郁症最显著也是最需要解释的特点，是它有一种转化为与症状完全相反的躁狂症的倾向。就我所知并非每一种抑郁症都会有这种结局。有许多病例的发展过程中有间歇期，在这些间隔里，没有躁狂症的迹象，或者极为轻微。其他人证朝，抑郁症与躁狂症的正常变替，可以归为循环神经错乱。如果精神分析的方法无法成功地解释和用治疗改善这类疾病中的一些病例，那么就会有人企图否认这些病例具有心理发生的根源。实际上这不仅是可以做的，而且我们有义务把关于抑郁症的解释推扩到躁狂症上去。我无法保证这种努力能完全令人满意，它初看起来似乎如此，实际上很难做到。我们可以从两点出发，第一是精神分析的观点，第二点也许可以说成元心理学中的一般观察问题。精神分析的观点是一些分析研究者早已详细描述过的，那就是躁狂症的内容与抑郁症没有区别，两者都是与同一“情结”纠缠在一起的障碍，只是在抑郁症里，自我屈从于情结，而在躁狂症中自我控制了情结或者把它排除在外。另一种观点是根据观察与躁狂对应的所有正常状态，例如玩笑、胜利、狂喜都有同样的条件。首先，总是存在长期消耗大量心理能量的状态，或者靠长期的习惯力量建立起来的状态，在这基础上，伴随着某些影响，会使能量消费成为多余，于是大量能量就可以有多方面的应用，并且有许多种释放方式。例如有的穷光蛋，赢得一大笔钱，就突然摆脱了每天对面包的不断焦虑；如长期艰苦的斗争终于获得成功；再如一个人发现自己一下子摆脱了某种沉重的负担，摆脱了他长期地承受的那种虚伪状态，等等。所有这些情况的特点都是高度兴奋，具有流露喜悦激情的迹象，愿意采取任何行动，它完全象躁狂症，与抑郁症的沮丧和压抑相反。人们可以冒险断言，躁狂症不过是这样一种胜利，人们曾经屈服而现在却胜利了，逃避了它。酒精中毒属于同样的情况，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解释。它也是由得意洋洋的状态构成的。这也许是由于毒素的作用而将压抑中消耗的能量释放出来。这种通俗的观点很容易证实，一个人处于躁狂状态也会乐于运动和行动，因为他如此“精力充沛，”。实际上是上面所说的条件得到了满足。这就是为什么躁狂症如此高度兴奋，对行动不加抑制。如果我们把两种途径得到的看法结合在一起，就会得出以下结果。有躁狂症伴随发生时，自我必定曾经屈从于损失的对象（或者是为损失而悲痛，或者就是屈从对象本身），从而抑郁症痛苦承受的所有的“反精神发泄”都来自自我，“束缚”也就成为可能。此外，躁狂症病人明白地向我们表示，他摆脱了使他痛苦的对象，因为他象一个饿鬼追逐面包一样，追逐着新的发泄对象。这种解释看来很有道理，但是，第一它是如此不确定，第二它又引起了新的问题和疑虑，这是我们无法无法回答的。我们不回避这种讨论，即使我们并不奢望它会使我们有更清楚的理解。那么，首先，在正常的悲仿中也有对象的损失，它无疑是被克服了，而这个过程只要存在就会吸收自我的所有能量。那么为什么在这个过程之后不会形成胜利阶段的条件呢？我发现要立即回答这种异议是不可能的。它再度提醒了我们，我们甚歪还不知道用什么来作为悲痛功能的测度。但是，也许有一种假设可以在这儿帮助我们。如果对象不再存在，现实便根据单个记忆和希望进行裁决，而力比多正是通过这些记忆和希望依附于失去的对象的。同时自我面临这种决定，是否会有与对象同样的命运。它为自己全部的自恋满足所说服，切断对不存在对象的依恋而继续活下去。我们可以想象，由于这种切断的过程是缓慢的、逐渐的，因此为达到目的需要消费的能量很多。我们想根据有关悲痛功能的猜想尝试描述在抑郁中完成的功能。我们在这里一开始就遇到了不确定性。迄今为止我们很少考虑在抑郁中的心理位相，也没有探讨在心理中什么系统或哪些系统之间完成抑郁的功能。疾病有多少心理过程仍然被已经放弃的无意识的对象发泄所占据，又有多少心理过程在自我中为认同所代替？现在论述“力比多抛弃的对象的无意识代表”是很容易的。然而，实际上这种代表是由无数单个印象（它们的无意识痕迹）组成的，困而这种撤回力比多的过程是一个缓慢的逐渐的过程，象悲伤那样并不能一下子完成。很难判定它们是否在几个点上同时开始，或者按照某种确定的序列。分析往往表明，记忆的活化是逐个开始的，悲哀却总是一样的，单调而乏味，每次发生时有一些不同的无意识根源。如果对象对于自我没有重要的意义，只是因为上千种联系而强化，那么失去它并不会引起悲痛或者抑郁。力比多逐渐撤回的特点对于悲痛与抑郁是同样的。两者大概是为了同样的目的，通过同样经济的安排维持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抑郁的内容要比正常的悲伤多。在抑郁中与对象的关系不是单一的，矛盾情结的冲突使述种关系复杂化了。后者或者是构造性的，就是说它是由这种特殊自我形成的每一种恋爱关系的元素，或者它就是来自那些有失去对象的坏兆头的经验。因此激发抑郁的原因要比悲痛广泛得多。悲痛在大部分情况下是由于真正失去了对象，由于对象的死亡而造成的。在抑郁中，爱和恨交织在无数单个的冲突中，它们为对象而斗争。有的要使力比多脱离对象，其他的则要保持力比多的地位而防御攻击。这些单个的冲突不可能在其他系统里存在，只能存在于无意识系统，事物记忆痕迹的区域（成为语言发泄的对照）。悲痛时，该系统里也有力此多的脱离，但没有什么东西妨碍这些过程以正常的方式通过前意识进入意识。而抑郁的这种渠道大概由于某些原因或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被堵死了。构造性的矛盾情绪就其本质讲是受压抑的，与对象有关的创伤经验可以激活某些被压抑的东西。因此与这些矛盾情绪的冲突有关的任何东西都在意识之外，直到出现那些抑郁的特点。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它存在于受到威胁并最终抛弃对象的力比多发泄，但只是恢复了它在发祥处自我中的地位，于是爱逃避到自我中，避免了毁灭。该过程在力比多倒退之后可以成为有意识的，它在意识中表现为自我的一部分与它的自我批判能力的冲突。因此认识到抑郁的功能是什么并不重要，我们认为哪一部分的影响引起最后的苦难也不重要。我们看到自我贬低自己，愤怒地反对自己．我们和病人一样很少知道这会导致什么，它会如何变化。我们更容易把这种结果归于功能的无意识部分，因为不难设想在抑郁与悲痛的功能之问有着类似性。正如悲伤的功能那样，宣布对象的死亡并向自我晓以继续生存之利，迫使自我放弃对象，于是矛盾情绪的每一个单独冲突通过贬损，诋毁对象、甚至杀死它而松弛力比多对它的固恋。因而有可能在无意识过程中产生一种结果，使愤怒消耗殆尽，或者使对象被抛弃而不再有什么价值。我们无法说这两种可能性中，究竟那-一种是正常的，哪一种经常在最后导致抑郁，也无法说它对病例的未来情况产生什么影响。如果自我意识到自己优于对象，它会因此满足并感到高兴。即使我们接受有关抑郁功能的这种观点，依然无法解释我们希望弄清楚的一点。通过与其他各种情况的类比，我们希望在抑郁中占优势的矛盾情绪里发现抑郁的发展过程中躁狂症出现的条件。但是没有一个事实可以满足我们的期望苗彤。抑郁的三个条件因素是失去对象，矛盾情绪和力比多倒退回自我。前两个因素在爱人死后的强迫性责备中也可以发现。在这些因素中，矛盾情绪无疑促进了冲突。观察表明在完成这一过程之后并没有留下什么具有牲利性质的东西或是躁狂的状态。于是我们把第三个因素看成唯一能够产生这种效果的因素。精神发泄的积累最初是被“束缚”的，在完成了抑郁的功能之后，才获得自由，而要使躁狂成为可能，只有使力比多倒退到自恋中去，自我中的这种冲突在抑郁症中代替了激荡在对象周围的斗争，其行为很象是一个痛苦的伤口，它会引起异常强烈的反精神发泄，不过我们在这里最好暂时不对躁狂症作进一步研究，直到我们对它的条件有某种洞察。这种洞察首先是对肉体痛苦的条件，然后是与其类似的心理痛苦。因为我们早已知道，由于心理问题的复杂和相互依赖，我们的研究被迫在某些地方中断，直到其他地方努力的结果能够提供帮助。版本3哀悼与忧郁症
作者：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译者：马元龙提要对忧郁症的分析讨论，往往会回溯到弗洛伊德1917年的论文《哀悼与忧郁》。在文中，弗洛伊德比较了忧郁与哀悼，揭示出前者的某些性质——“对象丧失”变成了“自我丧失”。
梦可以被我们当作各种自恋性的精神紊乱在正常生活中的原型，现在我们将通过比较忧郁症和正常的哀悼情感，以此来尝试解释一下忧郁症的性质。但是，这一次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绝不能高估我们所做诸结论之价值。即使在描述性的精神病学中，忧郁症的定义也是动摇不定的。忧郁症具有各种临床形式，将这些不同形式归类纳入一个单一的类别似乎未见成功；其中一些形式让人想起的不是心理疾病而是躯体疾病。除了这些每个观察者皆可获得的印象，我们所拥有的材料局限于数量有限的事例，但其心理性质则是无可置疑的。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就将认定所有断言对于我们的结论来说都是普遍有效的，而且我们还可以安慰自己，因为借助我们可以支配的调查，我们通过反思知道，我们所发现的东西即使不是在所有精神紊乱中都具备典型意义，至少也在其中一小部分精神紊乱中具有典型意义。
忧郁症和哀悼的相互关系似乎为人们对这两种情况所做的一般描绘所证实。而且，对这两种情况来说，就我们目前所知而论，源于环境影响的诱因是相同的。哀悼通常是因为失去所爱之人而产生的一种反应，或者是对失去某种抽象物所产生的一种反应，这种抽象物所占据的位置可以是一个人的国家、自由或者理想等等。在某些人身上，这些相同的影响所导致的是忧郁症而非哀悼，我们因此怀疑他们具有一种病态的气质。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哀悼涉及到主体与正常的生活态度严重分离，但它绝不会让我们将其当作一种病态的情况，并且认为它需要求助于医学治疗。我们认为克服哀悼只需一段时间的缓解即可，并且认为任何干预不仅无济于事甚至有害无益。
忧郁症最突出的特征是非常痛苦的沮丧，对外在世界不感兴趣，丧失爱的能力，抑制一切活动，并且自我评价降低，以至于通过自我批评、自我谴责来加以表达，这种情况发展到极致时甚至会虚妄地期待受到惩罚。当我们发现这些特征在哀悼中同样可以遇到时——只有一种特征例外，这幅图画就变得更加清晰可辨了。自我评价方面的失调在哀悼中是没有的，但其他特征则相同。深沉的哀悼，因为失去所爱之人而起的反应奕歌王，包含着同样的心灵痛苦，同样对外部世界失去兴趣——因为外部世界已经不能引起他的兴趣张广豪，同样失去爱上一个新对象的能力（因为这意味着取代了他），同样逃避任何可能使其联想到他的活动。显而易见，这种抑制和画牢自困所表达的是对哀悼排他性的虔诚，这种虔诚不为其他目的和其他兴趣留下任何东西。的确，只因为我们非常清楚如何解释哀悼所以我们才不把这种态度视为病态。
而且，将哀悼情绪称为“痛苦的”情绪，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合适的比喻。当我们能够对痛苦的经济学做出准确的定义时，也许我们就能明白这样做的理由了。
哀悼在哪里执行其工作呢？我并不认为以下列方式呈现其工作有任何牵强之处。现实已经表明所爱对象已经不存在了，这进而要求所有的力比多都应该从对这个对象的依恋中回撤。这一要求遭到了可以理解的反对——这是一个普通观察都可以发现的事实：人们决不愿意放弃一种力比多立场，即使已经有一个替代品在向他们招手。这种反对有可能如此之强烈，以致主体竟然会逃避现实并以一种满怀希望的幻觉性精神症为中介从而继续依附原来的对象。正常情况下，尊重现实才能赢得生活。尽管如此，这些命令却不会得到立刻服从。它们是一点一点逐步得到执行的，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发泄很多精力，与此同时，失去的对象在精神上得以延续其生存。在力比多与对象于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些记忆和期待中，每一个单独的记忆和期待都得到了培养和过度贯注，力比多的分离就是针对它而完成的。为何这种妥协——现实的命令因为这种妥协而得到逐步执行——是如此之痛苦，这不是一个根据经济学可以轻易解释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痛苦的不悦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但事实是，当哀悼工作完成之后，自我再次变得自由无拘。
现在且让我们把从哀悼中学习到的知识应用到忧郁症中来。在一些事例中，忧郁症显然也是因为丧失所爱对象而起的一种反应。但在诱因的差异之处人们可以辨认出这里有一种更加典型的丧失。对象不一定真的死去了，而是不再能作为一个爱恋对象了（比如一个被抛弃的已订婚女子）。但在其他一些事例中，人们可以确信这种丧失确实发生了，但不清楚究竟丧失了什么。因此，猜测患者不能从意识上觉察他所丧失之物也是完全合理的。其实，即使患者知道引起其忧郁症的丧失，这一点也是成立的，但这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是成立的，即他知道他失去了谁，但不知道他在他那里究竟失去了什么。这就意味着忧郁症以某种方式与从意识中撤回的对象—丧失联系在一起，这和哀悼是相反的，在哀悼中，没有什么与丧失有关的东西是无意识的。
在哀悼中，我们发现兴趣的抑制和丧失可以用吞并了自我的哀悼之工作加以充分说明。在忧郁症中，未知的丧失会导致一种类似的内部工作，且因此对忧郁性的抑制负责。差别在于，忧郁症患者的抑制似乎令我们困惑，因为我们不能理解那整个吞并了他的东西究竟是什么。除了哀悼之中没有的东西，忧郁症患者还展示了某种别的东西——自我评价异乎寻常地低，自我大幅度地变得贫乏。在哀悼中，是世界变得贫困和空虚；在忧郁症中，变得贫困和空虚的则是自我本身。自我把自己呈现为一个无足轻重、一事无成而且德性卑劣之辈；他谴责自己，贬低自己，希望自己被抛弃、被惩罚。他在所有人面前贬损自己，并且对他的亲属们深表怜悯，只要他们和这种乏善可陈的人有关系。他并不认为他发生了变化返利邦，而是将其自我批评追溯到过去；他宣布他自己一点也不好。这幅虚妄的（道德）自卑图画最终由失眠和厌食完成，在心理学上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对本能的战胜而完成的，本能驱使一切生命体维护生命。
从科学和治疗的观点去反驳这个谴责其自我的患者同样无济于事。在某种意义上他这样做必定是正确的，他必定是在描述某种对他来说似乎如此的东西。的确，我们必须立刻毫无保留地确认他的部分陈述。他的确如其所说缺乏兴趣，没有爱的能力和成功做事的能力。但正如我们所知，这只是次要的东西；正是内部工作的效应消耗了他的自我工作，虽然我们还不了解自我的工作，但它和哀悼的工作类似。在我们看来，他在其他一些方面的自我谴责也是合理的；与其他非抑郁症患者相比，他似乎在发现真理上目光更加敏锐。在强烈的自我批评状态下，他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可怜的、自私自利的、不诚实的、缺乏独立性的人，一个把隐藏自己的缺点当作惟一目的的人。就我们所知而言，或许他更了解他自己。我们惟一好奇的是，何以人必须患病才能接近这类真理。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有人对自己抱有这种观点（哈姆莱特对自己和他人都持这种观点），并在他人面前表达这种观点，那么他一定是病了，不管他正在述说的是真理，还是多少对自己有失公允。发现这一点也并不困难，那就是在自我贬损的程度和真实的辩护之间并无一致之处——就我们的判断而言。一个善良、能干、尽责的妇女在患上忧郁症之后会说自己不如一个事实上无足轻重的人；的确，前者比后者更容易患忧郁症，关于后者我们也的确没有什么好说的。最后，让我们非常吃惊的是，忧郁症患者的行为举止最终不会和被悔恨与自责以正常形式压倒的人完全一样。后者最突出的特征莫过于面对他人时的羞愧感，这些羞愧感在忧郁症中是没有的，或者至少在他身上并不突出。人们也许要强调的反而是出现在他身上的另一种几乎相反的特征，那就是坚持不懈的畅所欲言，这种畅所欲言在自我揭露中获得了满足。
因此，事情的关键不在于忧郁症患者痛苦的自我贬抑是否正确，所谓正确乃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即他的自我批评与其他人的观点吻合。毋宁说问题的要点在于他对自己的心理状况做出了正确的描述嗯瓮。他失去了自尊，而且这必定具有正当的理由。的确，我们于是所面对的就是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带来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忧郁症与哀悼的类似使我们断定他因为丧失某个对象而痛苦；他所告诉我们的一切都指向有关其自我的丧失。
在进入这个矛盾之前，且让我们驻足沉思一下人类自我的构成，忧郁症患者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此一问题的观点。我们发现，在忧郁症患者身上，自我的一部分如何让它自己反对其他部分，批判性地评判其他部分，而且可以说，把其他部分当作它自己的对象。我们怀疑，这一从自我分裂出来的批判性代理也会在其他情况下展示其独立性；任何更进一步的观察均可确证这一怀疑。我们真的应该为区分这一代理与自我的其余部分奠定基础。我们在此所熟悉的就是通常所说的“良知”；在自我的主要机构中，连同意识的稽查和现实检查，我们应该把它也算上；我们还会得到证据以表明它可能因为自身的原因而患病。在对忧郁症所做的临床图画中，在道德方面对自我不满是其最突出的特征。患者的自我评价通常很少关注身体上的残疾、丑陋和缺点，或者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在因为身体缺陷或者社会地位低下而引起的自卑中，占据突出位置的只是他的恐惧和怨叹，恐惧和怨叹自己变得可怜。
还有一个不难获得的观察，它可以使我们对上述矛盾做出解释。如果有人耐心倾听忧郁症患者滔滔不绝、各式各样的自我谴责，他将不可避免地获得这样一种印象：这些自我谴责中最为猛烈的那些部分根本不能应用到他自己身上，但只要略加修正六道玄符，这些谴责倒是很符合其他某个人，这人就是所爱之人、曾爱之人或者应爱之人。每当人们检验这些事实，这一猜想都会得到确证。由此我们发现了这幅临床图画的关键：我们发觉这些自我谴责都是指向一个恋爱对象的谴责，这个恋爱对象从它转移到了患者自己的自我中。
对自己的丈夫摊上一个诸如自己这样无能的妻子而报以无限同情的女人其实是在谴责她的丈夫无能，这种无能可以就任何意义而言。在那些折回来针对自己的谴责中，确实也散布着少许真正的自我谴责，这也无需大惊小怪。这些真正的自我谴责获许强行冲出，因为它们有助于掩饰其他谴责，并使辨认真实的事态变得不可能。此外，它们来自爱的冲突正反两方面的辩论，爱的冲突导致了爱的丧失。现在，患者的举止也变得更加清晰可辨了。他们的抱怨表达的确实就是“抱怨”这个词的古老意义。他们并不为自己感到羞愧，也不隐瞒自己，因为他们针对自己所说的任何贬抑之事其实都针对着别人。他们绝不会在周围熟悉的人面前表现出平庸之辈惯有的谦卑和柔顺。相反，他们把自己弄得极为令人讨厌，并且他们似乎总是觉得自己被人轻视且受到了巨大的不公正对待。所有这些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所表达的反应仍然来自于心理上的反抗丛，这种心理反抗丛借助某种程序进入了忧郁症破碎的领土。
重建这一程序并不困难。选择一个对象，将自己的力比多附着到一个特定的人，这种事曾经存在过；后来，由于来自于这个所爱之人的真实的轻视或者失望，二者之间的关系便被打碎了。其结果不是力比多正常地从这一对象撤回并以一个新对象取而代之，而是某种别的东西，但这种别的东西要发生还需要各种条件。事实证明，对象贯注（object-cathexis）没有什么抵抗能力，而且要持续到底。但自由的力比多并未流向另一个对象，它回撤进了自我。但是，它不是以任何未加规定的方式被利用，而是用于以那个被放弃的对象来建构自我的认同（identification）。因此，对象的影子倒伏在了自我身上，自我从此将受到一个特殊代理的评判，似乎它就是一个对象，那个被放弃的对象。以这种方式，对象丧失（object-loss）变成了自我丧失（ego-loss），而自我与所爱之人的冲突变成了横亘在自我的批判性活动和由于认同作用而改变的自我之间的裂缝。
关于这一程序的前提和效果，有一或二件事情是可以推断出来的。一方面，对所爱对象的强烈固恋必须存在；另一方面，与此相反，对象贯注受到的抗拒力量必须微弱。正如奥托兰克所敏锐指出的那样，这一矛盾似乎意味着是在自恋的基础上受到影响的，以便在受到阻碍时对象选择能够退回到自恋。与对象的自恋性认同于是变成了情欲贯注的替代品，其结果是，尽管与所爱对象有冲突，但恋爱关系无需放弃。用对象认同代替对象-爱恋（object-love），这在诸自恋情感中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机制；卡尔·兰道尔（Karl Landauer）最近在治愈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过程中，成功指出了这一点。当然，这代表着从一种对象选择退化到原初自恋。我们曾在别处指出，认同是对象选择的初级阶段，它是自我为挑选出一个对象所采取的最初方式——而且这种方式是以一种模棱两可的方式来表达的。自我想把这个对象合并到自己中来，这和力比多发展的口欲期和同类相食期一致，在此阶段，自我想通过吞噬对象实现这一点。在把厌食归因于这一联系上，亚伯拉罕无疑是正确的，在严重的忧郁症中，我们会遇到这种厌食症。
易患忧郁症的气质（或部分这样的气质）就存在于自恋性的对象选择非常突出；这就是我们的理论所需要的结论花猫加速器，但不幸的是，这个结论至今尚未被观察所证实。在这篇论文开篇所做的评论中，我承认这一研究所立足的经验材料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如果我们能够在观察的结果和我们的推断之间达成一致，我们将毫不犹豫地把这种退化，即从对象贯注退化到力比多依然自恋性的口欲期，纳入我们对忧郁症的解释中。在移情性神经症中，对象认同这种现象也绝不稀少；的确，对象认同是症状形成（symptom-formation）非常显著的机制，尤其是在癔症中。但是，自恋性认同与癔症性认同之间的差异可以由此看出：在前者中，对象贯注被放弃了，而在后者中，对象贯注持续存在并表明其影响，虽然这通常仅限于某些孤立的行动和运动感觉。无论如何，在移情性神经症中，认同所表达的也是这些病症所共有的东西，这种东西指示了爱的存在。自恋性认同是二者之中更为古老的一种，它为理解癔症性认同铺平了道路，后者尚未得到彻底研究。因此，忧郁症从哀悼那里借得了一些特征，而其他一些特征则来自于从自恋性的对象选择到自恋的退化。一方面，类似哀悼，这是对真正失去所爱对象的一种反应；但除此之外，它还被一个决定因素打下了痕迹，在正常的哀悼中这种决定因素是不存在的，如果存在，它就会把后者转变为病态的哀悼。恋爱关系中的两歧情感要使自己有效并开放出来，对象爱恋的丧失是一个绝妙的机会。在存在固念性神经症气质的地方，源于两歧情感的冲突给予了哀悼一种病态的命运，并强迫它以自我谴责的形式表达自己，以便哀悼者自己要为所爱对象的丧失受到指责，也就是说，这是他所希望的。在力比多没有被退化性地吸取时，这些紧随爱恋对象之死而产生的固念性的沮丧情形向我们表明了源于两歧情感的冲突自己也可以实现的东西。在忧郁症中，引起疾病的机会远远不止于因为死亡而带来的显而易见的丧失，而是包括所有这些情况：受到轻视、忽略或者受挫，这些都会使人把相反的爱恨感情输入既有的关系中，或者强化一种既已存在的两歧情感。源于两歧情感的冲突有时更多来自于真实的经验，有时更多来自于构成性的因素；无论如何，在忧郁症的各种前提条件中，这种冲突是不可忽略的。如果针对对象的爱——虽然对象本身已被放弃，但这种爱仍然不会被放弃——在自恋认同中寻求庇护，那么针对这个替代对象的恨就会发作了，就会虐待它，贬低它，折磨它，并从它的痛苦中获得虐待狂性的满足。忧郁症中的自我折磨无疑是令人享受的，正如固念性神经症中的对应现象，它表示了与一个对象相联系的虐待狂倾向和愤恨倾向的满足，这种虐待狂和恨现在以我们正在讨论的那些方式掉头转向了主体自己的自我。在这两种精神紊乱中，通过自我惩罚这条迂回路径，患者通常都能成功向最初的对象复仇，并借助他们的疾病来折磨他们所爱的对象；为了避免公开表达对所爱对象的敌意，患者借助了疾病。不管怎么说，引发患者情感紊乱的人——患者的疾病也是以其为中心——通常可以在患者的切身环境中发现。忧郁症患者针对其对象的情欲贯注因此遭受了双重变迁：其中一部分退化到认同，但其他部分由于两歧情感带来的冲突的影响，则回到了与这种冲突更为邻近的虐待狂阶段。
正是这种虐待狂解释了使忧郁症显得如此有趣又如此危险的自杀倾向。自我的自我爱恋（self-love）是如此强大——我们将自我爱恋视为本能生活由之开始的原始状态阮嘉欣，自恋力比多的总额是如此庞大——在生命受到威胁是产生的恐惧中，我们看到了自恋力比多的自由释放，以致我们难以设想自我如何能够同意将它自己毁灭。说真的，我们长久以来便知道，没有哪个神经症患者怀有自杀念头，针对他人的杀戮冲动没有转而针对自己，但是我们无法解释各种力量之间的哪种相互作用能够将这一目的贯彻实施。现在，关于忧郁症的分析已经表明，只有在下述情况下，自我才能杀死自己：当自我——由于对象贯注的回归——把自己当作一个对象加以对待时，当它把与对象相联系的敌意针对自己时，这种敌意代表了自我在外部世界中对对象的最初反应。因此，在从自恋性的对象选择开始的退化中，对象就被除掉了，但尽管如此，事实证明它还是比自我本身强大。在两种相反的情形中，其一是陷入强烈的爱恋，其二是自杀，自我都完全受制于对象，虽然是以不同的方式。
至于我们提及的忧郁症的一种特别引人注目的特征，也就是特别害怕变得可怜，认为这源于与其背景撕裂并在退化的异议上被改变的肛门情欲，这其实是似是而非的。
忧郁症还使我们面对另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有一部分回避了我们。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忧郁症停止了，而且没有留下任何明显的改变痕迹；这是它与哀悼共有的特征。借助解释我们发现，在哀悼中，现实检查（reality-testing）的命令要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是需要时间的，当这一工作完成之后，自我就可以自由地将其力比多从丧失的对象上移开。我们可以设想，在患忧郁症期间，自我正忙于类似的工作。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我们都无法对事件进程的经济学获得任何洞察。忧郁症中的失眠证实了这种情况的僵硬性，以及实现睡眠所必需的一般性的欲力收缩的不可能性。忧郁症的情结表现得就像一个敞开的伤口，它从各个方向把宣泄——在移情性神经症中我们称之为“反宣泄”——的能量吸引到自己，并掏空自我，直到它变得完全贫乏。它抗拒自我的睡眠意愿，这是可以轻易证明的。
可能存在的躯体因素，也就是不能从心理学上解释的因素，是容易发现的，只要改善一下夜间发生的条件即可。这些考虑带来了一个问题，是否自我中发生的无关对象的失落——这是自我遭受的纯粹自恋性的打击——不足以描绘出忧郁症的图画，是否源于毒素直接引起的自我力比多的贫乏不能导致这些疾病。
忧郁症最显著的特征，也是最需要解释的特征，是它有转变为躁狂症的趋势。但正如我们所知，这种转变并非在每一起忧郁症中都会发生。有些忧郁症以周期性的复发进行，在间歇期间，躁狂症的迹象可能完全缺失或者非常轻微。有些忧郁症显示了忧郁症和躁狂症规律性的更替，这使我们假设存在一种循环型的精神错乱水晶岩城。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事实，即正是在这一类型的几起病例中，精神分析的方法成功找到了答案并实现了治疗性的改善，人们将不由得把这些病例视为非心理根源性的。因此对我们来说，把忧郁症的解释延伸到躁狂症，不仅可以，而且义不容辞。
我不敢保证这种尝试会完全令人满意。这样做不会让我们超越最初的方位。我们可以根据两件事情行动：第一是精神分析的印象，第二是我们所说的要凭经济学经验来决定的事情。业已得到几个精神分析调查者表述的印象是，躁狂症的内容与忧郁症的内容无异，这两种精神疾病都和同一种“情结”扭结在一起蒋业华，但在忧郁症中，自我可能屈从于这一情结，而在躁狂症中，自我可能控制了这一情结或者将其排挤到了一边。我们的第二个指针是由这一观察提供的：所有精神状态，诸如高兴、狂喜或得意洋洋——这些状态为我们提供了躁狂症的一般模式，都依赖相同的经济条件。作为某种影响的结果，这里所发生的是：大笔支出那些长期保持或者习惯性地发生的心理能量最终变得毫无必要，以致巨额的能量应用和能量释放都可以实现；比如，当一个可怜的穷人因为赢得了一大笔钱而突然从长年累月的衣食之忧中解脱出来之时，或者当一项长期坚持的奋斗最终圆满完成之时，或者当一个人发现自己能够一举扔掉某种压迫性的义务之时，或者一举摆脱他长久以来困守其中的窘境之时。兴高采烈、欢欣鼓舞、对各种行动均跃跃欲试是所有这些情形的特征——这和躁狂症中的情形如出一辙，而与忧郁症中的沮丧和压抑截然相反。我们斗胆认为，躁狂症与这类得意洋洋无甚区别，唯一不同的是，自我在此业已克服的和正在战胜的东西不为它自己所知罢了。酒精陶醉也属于这一类情形，可以（因为这是一种兴高采烈的状态）用同样的方式解释；在此，用于压抑的能量可能因为酒精毒素的作用而被暂停支出。通常人们认为，处于这种躁狂状态的人是因为非常“欢乐”才在这些活动和行动中寻找快乐。这种错误的联系必需得到纠正。事实是，主体心灵中的上述经济条件已经得到了实现，他一方面如此兴奋另一方面在行动上如此放纵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如果我们把这两种迹象放到一起，我们所发现的就是这个。在躁狂症中，自我必定克服了对象的丧失（或者克服了对这种丧失的哀悼，或者克服了对象本身），因此，反贯注的全部欲力份额——忧郁症的痛苦折磨将这些欲力从自我吸引到对象本身——和“限度”变得可资利用。此外，躁狂症主体明白表明，通过寻求新对象，就像一个饥饿之极的人寻找新的对象贯注一样，他已经从给他带来痛苦的对象那里得到了解放。
这一解释当然听起来似是而非，首先这一解释过于模糊，其次，与其说这解释了我们所能解释的问题，不如说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和疑惑。但我们不会逃避讨论这些问题，即使我们不能期待它能使我们获得一个明确的答案。
首先，正常的哀悼也克服了对象的失落，而且在哀悼持续期间，它也吸收了自我所有的能量。那么，在哀悼完成之后，为何在经济条件方面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的胜利呢？我发现直接回答这一反驳是不可能的。还有一个事实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甚至不知道哀悼履行其任务所借助的经济手段。但是，在此也许有一个猜测可以帮助我们。与期待有关的记忆和情形证明了力比多对业已丧失的对象的依恋，任何一种这样的记忆和情形都遭遇了现实的判决：对象已经不存在了。是否要承担这一命运呢？面临这个问题的自我最终被大量自恋性的满足——这些满足来自于活着这一现实——说服，从而切断它对那业已被废除的对象的依恋。我们也许可以假设，这一切断工作是如此之缓慢而渐进，以致在这一工作完成之前，它所必需的能量支出也烟消云散了。
从这一关于哀悼所进行的工作的猜测出发，并试图由此解释忧郁症的工作，这是颇为诱人的。在此，我们一开始就遭遇到一个不确定性。迄今为止，我们几乎不能从拓扑学的观点来考虑忧郁症，我们也不能问自己忧郁症的工作在何种心理体系之中和之间进行。这种疾病的哪些心理过程的发生仍然与业已放弃的无意识的对象贯注有关？哪些心理过程的发生又与自我中因为认同而来的替代物有关？
快捷而方便的答案是“这个对象的（物）表象被力比多抛弃了”。但事实上，这一表象是由无数单独的印象（或这些印象的无意识痕迹）构成的，力比多的这一撤回不是一个可以瞬间完成的过程，而必定像在哀悼中一样，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至于它是在几个地点同时开始，还是遵循某种固定的顺序，这倒不易确定；在分析中，这些情况倒是显而易见的：记忆一个接一个被激活，但那些千篇一律令人生厌的哀叹每次都从不同的无意识来源升起。如果对象对自我没有如此巨大的意义——一种被上千种联系强化的意义，那么，它的失落既不会成为忧郁症的原因女夹脚式，也不会成为哀悼的原因。力比多逐渐分离既是哀悼的特征又是忧郁症的特征；在这两种疾病中，这一特征可能得到了同一种经济形势的支持，并服务于相同的目的。
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忧郁症中包含了某种正常哀悼所不具备的东西。在忧郁症中，主体与对象的关系不是单一的，因为两歧情感带来的冲突把这种关系复杂化了。两歧情感要么是构成性的，也就是说，是这一特定自我形成的任何爱恋关系的基本因素，要么它只是来自于那些经验，这些经验涉及了丧失这个对象的威胁。因此之故，忧郁症的诱因范围远比哀悼宽广，后者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是由对象的真实丧失、它的死亡引起的。因此在忧郁症中，有无数各自为战的斗争在针对对象进行，主体对对象爱恨交织；一些斗争试图让力比多与对象分离，一些斗争则反对攻击力图保持力比多黄安瑜。除了将这些斗争的位置划归无意识——无意识是物的记忆痕迹的场所（物与词语-贯注相反），不能将其划归到任何别的系统。在哀悼中，让力比多与对象分离的努力也是在相同的系统中进行的；但是在哀悼中，没有任何东西阻碍这些过程沿着正常的途径通过前意识到意识。对忧郁症来说，这条路径被封锁了，原因可能很多，或者是由这些原因共同作用所致。构成性的两歧情感天生就是被压抑的；与对象联系在一起的创伤经验可能激发其他被压抑的材料。因此，与这些由于两歧情感而起的斗争相关的一切始终不能进入意识，直到典型的忧郁症特征出现。正如我们所知，这种事存在于被威胁的力比多贯注最终放弃了对象，但只是缩回到了自我中的位置，这是它原来出发的地方。通过逃跑进自我，爱逃避了灭绝的命运。经过力比多的这一退行之后，这个过程被意识到了，但在意识中它表现为一种冲突，一方是自我，另一方是批评性的代理人。
因此，在忧郁症的工作中，意识所能觉察的不是其最根本的部分，甚至也不是对终结这种疾病有影响的那一部分。我们看到，自我贬低自己，愤恨自己；这一切究竟会导致什么又如何改变，对此我们和病人一样所知寥寥。我们更加乐意把这种功能归诸于这种工作的无意识部分，因为在哀悼的工作和忧郁症的工作之间不难觉察到一种根本的类似。正如哀悼通过宣布对象已死和为自我提供继续生存下去的动机，从而迫使自我放弃对象一样，两歧情感中的每一种单独的斗争也通过蔑视、诋毁甚至是杀死它，从而松开了对对象的固恋。无意识中的这种过程有可能进行到底，要么是在狂怒耗尽了自身之后，要么是在对象被当作无价值之物抛弃之后。在这两种可能的情况中，忧郁症究竟更多地是在哪一种情况中终结，我们还难以说清；这种终结对这种病例将来的进程有何影响，也不甚明了。自我可能会享受这种将它自己当作两者之中的优胜者、当作优于对象的一方之满足。
关于忧郁症的工作，即使我们接受了这种观点，仍然不足以解释我们力图阐明的一种情况。我们期待继忧郁症之后那使得躁狂症得以出现的经济条件能在支配后一种情感的两歧情感中被发现；在这种两歧情感中，我们从其他各种领域中的类似得到了支持。但有一个事实存在，我们的期待在这个事实面前必需俯首认输。在忧郁症的三个前提条件中——对象的丧失，两歧情感，和力比多在自我中的退行，前两种在对象死亡之后发生的固念性自我批评中也能发现。在这些病例中，无疑正是两歧情感是冲突发生的驱动力量，而且观察表明，在冲突终结之后，在躁狂的心灵所享受的那种胜利的性质中，不会留下任何东西。这就促使我们认为只有第三个因素能对这种结果负责。欲力贯注的积累最初是绑定的，但在忧郁症的工作结束之后就自由了，并使躁狂症成为可能；这种积累必定与力比多向自恋的退行联系在一起。忧郁症患者用自我中的冲突代替了与对象的斗争，自我中的冲突必定像一个痛苦的伤口那样行动，这个伤口需要极高的反贯注——但是余艺自杀，在此我们最好还是再次暂停下来，并推迟任何关于躁狂症的进一步解释，直到我们首先对生理痛苦的经济性质获得某种洞察，然后再对与此类似的心理痛苦的经济性质有所洞察。正如我们业已所知的那样，复杂的心理问题之间的相互依赖迫使我们中断每一种询问——直到其他询问的结果能够有所帮助。
本文选自《生产·第8辑》，汪民安等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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