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华夏种族究竟起源于哪里？-文化先锋
非洲智人模拟像（J.Matternes绘制）
华夏种族的非洲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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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在中国境内发现的古人类化石系列——200多万年前的巫山人、湖北建始人，170多万年前的元谋人万梓良近况，115万年前的蓝田人，69万年前的南京人，50万年前的北京人，40万年前的山东沂源人，30万年前的和县人，18万~23万年前的陕西大荔人，12.95万~13.5万年前的广东马坝人，19.5万年前的湖北长阳人，7万~13万年前的广西柳江人，3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大多数中国人类学家都坚信，这个从200多万年前到3万年前的人类化石链，没有间断蓝血人种，没有“缺环”，也没有任何疑点，它足以证明现代中国人是自行演化的结果，而非外来人种的后裔。
大汉国家主义的坚硬立场，李思晓不仅支撑了古人类学的研究，还捍卫着主流史学的奢华进程。“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断程”），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这个规模庞大的项目，下设9个课题44个专题，组织来自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学专业的170名专家，耗时4年，耗资数亿人民币，旨在用各种材料证明如下三项预设的信条：
第一，“中华民族”是独立进化和自我成长的，与外部文明没有重大瓜葛；第二，中华文明拥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核心，那就是以夏商周为代表的黄河中游文明，其余的文化都只是它的点缀、陪衬与花环；第三，因为第一和第二点的缘故葳斯基，中国历史的断代，取决于黄河文明的汉族轴心，只要弄清楚该轴心的各个时间节点，则整个中国历史的时间表将一目了然。在某种意义上，夏商周时间就是“北京时间”的开端，它表达了权力传承的连贯性。
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导致了“断程”将历史查证的范围，限定于被儒家视为王道正统的“夏商周”，以此作为黄河中游文明的核心象征，而蓄意切割两个时间更早的文明形态——辽河文明（以牛河梁为代表）和长江文明（以良渚和三星堆为代表）。这种研究路径端木新卉，只能演绎出狭小自闭的华北（黄河中游）古史，它的袖珍化的学术触角，甚至无法触摸“中华民族”的完整边界。
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铜立人：一种独自存在的符号，跟黄河中游文明截然不同
辽河文明距今7000年，长江文明之良渚文明距今5000年，三星堆文明距今4500年，三者虽与黄河文明有所关联，却是相对独立的文明形态。良渚的人兽神徽及其碾玉技术，三星堆的青铜纵目面具（眼睛偶像）、神树、神鸟、权杖和金沙的太阳芒徽，都是独立自存的符号，甚至连后者的青铜化学配方，都跟晚期的夏商周截然不同。金沙出土的大量热带海贝，更非远东地区的土产。而“断程”对此却轻描淡写。它试图修改多中心和多元并立的华夏历史结构寂寞青山，而将其变成一个单一中心及多边环绕的文明图式。尽管“断程”成功梳理了黄河文明的时间节点，却不慎制造出一个更大的空间盲点。
此类主流历史观，不仅要面对现代史学的质疑，还要面对更犀利的生物学挑战。早在“断程”启动前的1987年1月，权威的英国科学杂志《自然》第6096期，就发表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生化系阿兰·查尔斯·威尔逊（Allan Charles Wilson）和其学生里贝卡·卡恩（Rebecca Cann）、马克·斯托金（Mark Stoneking）的论文，作者根据对147名妇女（这些妇女分别来自欧、亚、非及太平洋群岛和澳大利亚）的胎盘细胞线粒体DNA（Mitochondrion DNA）的分析，提出令人惊骇的假说，宣称现代人类的共同祖先，是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名妇女，威尔逊命名她为“线粒体夏娃”（Mitochondrial Eve）。约在10万至15万年前，夏娃的后裔走出非洲并扩散到世界各地，最终取代了当地的原始人类。
全球科学家都卷入了这场非洲考古的巨大争论之中。大量新的生物学和考古学的证据，支持了这一天才的假说。例如，美国斯坦福大学昂德希尔（P.A.Underhill）的“亚当假说”（1990）；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克林斯（M.Krings）等对尼人（尼安德特种，简称“尼人”）与现代人没有遗传学关联的分子学研究（1997）；彼德·昂德希尔、彼德·欧芬纳和19位研究者，通过对Y染色体多样性的研究，证明“亚当”同样来自非洲（2000）；以及英国科学家曼尼卡提出的基因多样性递减效应（距离非洲越远，表型多样性就会随着遗传多样性一起递减，2007），都为夏娃假说提供了强大的支持。此外无聊的心，在古人类学方面，非洲单一起源论也获得了多项证明。1995年，非洲中部和东部的考古发掘发现，早在13万年前，现代人类的文化特征就已在非洲隆重登场。
古人类走出非洲的时刻，地球正处于第四纪冰期，严寒的气候，令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东亚和全球的绝大多数生物种类，变得难以存活。被视为欧洲人始祖的尼人，灭绝于2万年前，而这正是第四纪冰期的全盛时期。北京猿人所代表的华夏古人类，同样无法逃避这场气候厄运。
2002年10月，广西的一个研究小组采用比同位素碳更先进的铀系测年法叶韦彤 ，对柳江人头骨化石的出土地点，进行了系统的地层年代测定，证明柳江人可能生活在距今7万至13万年之间李璧琦。这是非洲智人到达前的最后一批原住民，他们究竟是被冰期冻死了，还是被非洲移民消灭了？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人类胚胎图（图片来源：互联网）
中国本土的生物学家，最初站在历史学家一边，对多元发生论保持敬意。例如，遗传学家金力的研究动机，就是为了推翻人类非洲起源说，并为中国本土起源说提供支持。在2001年，他的小组通过对覆盖中国各地近一万名男性的Y染色体的检测，在所有样本的Y染色体上，都发现了一个叫作M168G的突变位点。这个突变位点，大约在不早于7.9万年前，出现于非洲东部，是部分非洲人的特有遗传标记。金力小组用排除法进行筛选，指望能在中国人群的大范围样本中，找到没有M168G遗传标记的“例外”，但却毫无结果。整个调查推翻了当初的预设目标，反过来为“中国人起源于非洲”观点，提供了十分有力的证据。
跟中国人的传统民族想象截然不同，在大约6万年前，晚期智人从相对温暖的非洲出走，经过北美驯鹿式的长征，在距今3万至5万年的岁月里，以每年4公里的缓慢速度，沿阿拉伯半岛、伊朗、印度一线，由中南半岛进入中国大陆，并完全取代了冰期残剩的东亚土著，成为现代中国人的唯一祖先。但这一人类史上最强悍的“暴走族”，却制造了蛊惑人心的假象，让所有中国人都误以为他们是“土生土长的一代”。
良诸出土的神兽山形器：另一种独自存在的符号
早在金力之前，褚嘉祐等14位中国学者，就已于1998年在《美国科学院学报》上发表文章，支持现代人起源于非洲的观点。他们利用30个常染色体微卫星位点（由2~6个碱基重复单位构成的DNA序列），分析了包括中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南北人群在内的28个东亚人群的遗传结构，其结论支持现代中国人起源非洲的假说。
所有这些研究成果，都是对传统史学的严峻挑战，更构成了一种颠覆性的价值认知。它不仅推翻了历史悠久的白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也对狭隘的大汉帝国思维，以及华北政治正统的观念，予以前所未有的重击桔红丸。
对于古人类出走非洲的原因，目前还没有达成全球性共识。在第四纪冰期的间冰期（Interglacial Eppoch），非洲气候会显著变暖，而冰盖大面积溶解导致了洪水泛滥。这种推论的理由，是世界各大文明的神话中，都有惊骇而坚硬的洪水叙事，而这可能是人类走出非洲前最痛苦的记忆。
但大洪水虽然构成了深刻的神话记忆，却未必就是非洲人出走的动机。在大洪水和潮湿时代之后，非洲迈入了一个干燥少雨的世纪。美国科学家哈夫曼（Halfman）和舒尔茨（Schultz）通过分析马拉维湖（Lake Malawi）的岩芯结构，从孤立的裸露礁石和遥远的海相沉积核中，辨认出早期智人进化和扩张的环境背景。那些古老的地质证据显示，7万年前的非洲，发生了由洪水泛滥和热带雨林的潮湿环境，向干燥草原和沙漠型气候的剧烈转变。而这种长期的大面积干旱，也许是推动智人走出非洲的主要原因。
第四纪冰川间冰期：生物在东亚和美洲东部的复苏，令这两处成为全球最好的生物避难所（图片来源不详）
美国地球物理学家罗伯特·沃尔特也发现，漫长的旱季制造了植被死亡，森林变成草原和沙漠，原有的食物链发生紊乱和中断，许多大型哺乳动物先后灭绝。在增长的人口和锐减的猎物之间，出现了不可调节的冲突。非洲天堂的生存环境，变得日益恶劣。由于食物短缺，争斗变得不可避免。这种状态迫使智人部落由内陆迁徙到沿海地区死神千刃，然后携带自己的信仰、政体、语言和武器，沿着海岸线，进而越过红海，向世界各地广泛进发。
气候干燥的另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是提供了跨越红海的通道。在英国广播公司（BBC）拍摄的纪录片《令人难以置信的人类之旅》中，布里斯托尔大学的生物学家艾丽丝·罗伯茨（Alice Roberts）指出，7万年前的一次严重干旱，导致红海海平面急剧下降，海口水面宽度由原先的18英里缩小到了8英里。一个大约200人的部落，利用这次机会穿过红海，抵达阿拉伯半岛。但海水随后又暴涨回去，以致非洲人失去了返回故土的契机，而被迫成为永久的异乡人。布赖恩·费根却认为，这一移民运动可能被苏门答腊岛上多巴火山的喷发所打断。整个南亚被火山灰覆盖，只有大约1万人从这场灾难中幸存下来，并成为下一轮大移民的人类种子。但斯宾塞·韦尔斯却认为，整个迁徙过程并未如人们推论的那么艰难，事实上毛楚玉，在距今10万~15万年前，地中海黎凡特地区跟非洲东南部是彼此连接的，而这是非洲居民向外扩张的基本地理条件。
南非Klasies河口不远处的Blombos洞穴，发现一件距今7-8万年的赭石艺术品，它被打磨成长方形，其上刻有连续的X形纹饰，它表达了走出非洲前的智人所拥有的智力等级。
古生物学提供的化石标本证明，东亚和北美的东部，是当时全球物种的优质避难所，也是这场移民运动的终极目标。尚不清楚的是，非洲先人究竟是否获得了这种地理资讯？人们也不知道，在非洲移民的地图上，这次伟大长征的终点究竟在什么地方？但无论如何，晚期智人所具备的卓越的规划能力，为这次远征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智力基础。
2005年起，一个包括中国人在内的由90名科学家组成的国际小组，对亚洲人口的基因进行全面调查。该项研究采用了2000名亚洲人的样本，并比较了73个亚洲人种群的5万个单核苷酸多态性。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亚洲人，全部源于今天的东南亚地区。李辉、宋秀峰和金力指出，“东亚的现代人具有共同的非洲起源，大致在距今1.8万~6万年前，最早的一批走出非洲的智人进入东亚的南部，然后随着东亚的冰川期结束青宁王后，逐渐北进，进入东亚大陆。另一支迁移的路线从东南亚大陆开始，向东逐渐进入太平洋群岛。”
但金力坚称，这场进入中国的远征，刚好发生于距今3万~4万年前，也即第三次冰川期和第四次冰川期之间的间冰期，气候变得温暖起来。当时的中南半岛，海平面比现在低200~400米。在东南亚各岛屿与大陆之间，应有一些栈桥式陆路彼此勾连，人们可以轻易由陆路越过马来亚栈桥向北挺进，深入亚洲大陆腹地，或越过印尼栈桥进入澳大利亚彦摩吕。
走出非洲的智人在欧洲与尼人有过接触，但奇怪的是金飞豹，史旺特·帕博小组对尼人的DNA研究表明，这两者并未发生任何交配行为，也没有产下杂交的后代，而就在智人出现后不久，尼人就从欧洲彻底消失了，仿佛遭遇了一场马尔克斯式的飓风。进入远东大陆的非洲军团，跟当地土著发生了怎样的戏剧性事件？这同样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人们唯一知道的是奇人安世敏，迄今为止，所有的基因调查，都没有发现任何智人与本地原住民发生杂交或战争的迹象。这跟欧洲的情况非常相似。鉴于这样一种逻辑前提，那么，中国原住民的消失，就可能基于下列三种原因：
北京猿人复原雕像
第一，由于过于寒冷和缺乏食物，“北京人”还来不及跟非洲军团相遇，就已成为大冰河时代严酷气候的牺牲品；第二，具有强烈种族意识的非洲智人，拒绝跟原住民交配，并以种族灭绝的方式，彻底铲除了原住民；第三，晚期智人的语言交际、制定规划和制造工具的能力，令其具备强大的竞争优势，从而导致土著的自然湮灭。这方面的推论，获得了美国人类学家埃兹拉·朱布罗（Ezra Zubrow）的理论支持。他采用计算机模拟的方式，发现了重要的生物取代模式——某个种群只要具备2%的生存优势，就能在1000年以内，彻底消灭另一种群并取而代之。当然，还可能出现第四种状况，那就是上述三种因素同时发生作用。
目前被发现的唯一的早期非洲智人化石，可能就是山顶洞人（Upper Cave Man）。但他们始终被视为华夏本土的原住民，并且是北京人进化的壮硕成果。这一偏见阻碍了对山顶洞人真实身份的历史追问。
生物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迁徙图（资料来源：自然杂志，图像汉化：石莹倩）
在非洲起源论出现之前，人类学家曾经为山顶洞人发生过激烈争执。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学者，多持山顶洞人为原住民的观点。人类学家、多中心起源论者吴新智在20世纪60年代指出，山顶洞人化石中101号男性颅骨的各面部测量指数，均接近现代蒙古亚种，而不同于西欧的晚期智人。102号、103号标本也都具有典型的蒙古亚种特征。因此，山顶洞人应归入原始蒙古亚种，而非外来种族。
但作为山顶洞人化石最早的研究者，西方人类学家弗兰兹·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却认为，上述三具山顶洞人头骨分属原始蒙古人（混有欧罗巴人种的血统）、美拉尼西亚人（Melanesian）和爱斯基摩人（Eskimo）。胡顿（Earnest A.Hooton）主张山顶洞人属阿伊努人种（Ainu），沃尔特·费尔塞维斯（Walter Philservice）将其归于高加索人种（Caucasoid）。中国考古学家李济也认为，山顶洞人中有尼格罗与澳大利亚人种成分的混合。导致这种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山顶洞人在人类学体征上的暧昧表达，而源于山顶洞人的虾夷人和美拉尼西亚人种，甚至到了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都仍在中国扮演重要的少数民族角色。
在这方面，苏联学者尼·切博克萨罗夫（Василnев，л）显然有更为精准的直觉高桥美玲，他发现形态多样化的山顶洞人，实际上具有某种人种分化的奇怪特点。这个判断似乎更能揭示位于进化拐点的蒙古人种的边际化性征。人类学家通常认为，人种（race，又称晚期智人各亚种）的分化时间，大约是在距今四五万年前开始的，而这正是山顶洞人诞生的时刻。来自非洲的智人，在华北平原的生态环境里，发生了适应性突变。种属性征复杂的山顶洞人，提供了外来人种向本土化转型的重大证据。
山顶洞人复原雕像
毫无疑问，距今3万年前，这场进军东亚大陆的运动已经悄然启动。非洲智人开始从东南亚营地分批向北方挺进，其中一部分因体质不适应而被淘汰，一部分则到达西伯利亚，在那里形成新的大本营，然后越过白令海峡进入美洲，剩下的那部分则驻留下来，完成了基因突变，成为东亚地区现代人的真正先祖。
距今0.8万~2万年，全球气温逐步上升，亚热带在中国大陆上移至黄河流域。作为全球最佳生物避难所的东亚，出现生物大爆炸的繁荣景象。这一优质生态场景，激励原先盘桓于印度/东南亚一线的族群，放弃已经安居的家园，发起第二次北迁浪潮。据中国学者兰海的研究表明，Y染色体单倍群D可能诞生在印度与缅甸之间，向东迁徙后不久诞生了D1，而D*进一步扩散到整个东亚，后来在孤立的情况下分别诞生了D2（日本）和D3（西藏）。这意味着中国居民全部来自印度/缅甸一带的第二大本营，然后沿海岸线向东扩散，后期进入东南亚、华南内陆地区和华北地区；另一部分沿海岸线一直迁徙到现在的日韩地区；而在更为晚近的时期，抵达青藏地区的移民在当地发生内部扩张佟妍，亦可能向中亚和北亚扩散。
非洲石质头像（非洲MENDE人使用，塞拉利昂，15世纪—17世纪，华盛顿国立非洲艺术馆藏）：人类祖先的困倦面容
这场运动的路线和终点似乎是难以描述的，但据对云南少数民族所做的基因调查，发现他们分为六个种群：第一，2万年前从南亚进入云南，并在此定居的最古老的移民群体；第二，最早在7000~10000年前的新石器早期从广西迁来，而在几千年来汉人进占岭南的过程中加剧入迁；第三，在5000~7000年前从中国西北地区南迁的羌戎，而在秦汉之间加剧入迁；第四，最早在4000~4500年前从长江中游迁入，可能发生于史载所谓蚩尤及尧舜禹征服“三苗”之后；第五，源自广东的百越；第六，有史以来混入的北方汉人。
这一云南人种分析，显示了华夏种群的变迁和融合过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叠加的结果。迁徙路径既有由南向北，更多的却是由北向南和由东向西。而逆向迁徙，似乎是最终形成现代东亚种族的主要模式。
但这还远不是移民历史的终结。大约公元前7000年~公元前4000年，基于西亚的种族冲突，尤其是南俄罗斯的印欧人的扩张，引发整个西亚地区的动乱，导致大批信奉日神的原住民，向着东方——太阳升起的地点——逃迁，在北纬35°~45°的草原走廊上，形成了经久不息的东迁移民浪潮，长达数千年之久。其中埃兰人、印伊人、斯基泰人和突厥人，构成了移民浪潮的主流。
东亚之所以成为欧亚移民的聚集地，完全缘于其特殊的文化地理性特征。广阔的太平洋横亘在东亚的东端，迫使东迁移民浪潮在今中国东部一带戛然而止，而后在当地沉淀并堆积起来，犹如水流带来的泥沙一般，这就是移民的“沙滩效应”，它使东亚成为亚洲移民的最大收容所。此外，东亚地区的优良气候和丰富植被，尤其是它作为生物避难所的物种学特征，也是吸引外部移民在此重建家园的重要原因。
人类胚胎图：华夏种群的变迁和融合过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叠加的结果（图片来源：互联网）
以游牧方式不断涌入的新移民，对早先定居东亚的“土著”构成严重威胁，由此爆发了激烈的种族冲突。这种冲突似乎是血腥而持久的，其间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历史苦痛。它的最终结果，就是形成了民族混居和杂交的复杂生态。而一些受挫的部落则再度折向北方，企图从那里找到苦闷的出路，由此触发了朝向美洲的新一轮长征。
这就是远东地区的简明上古政治/语言版图。经过迁徙、冲突、战争与兼并，非洲军团以多元并置和多足鼎立的方式，转型为东亚的新居民，而语言则逐步分化为汉藏、苗瑶、侗傣和南岛四大语系。这种令人鼓舞的场景，令非洲基因起源论、西亚移民说和本土起源论，形成了有力的互补架构。在我看来，非洲起源说试图描述距今3万~5万年前发生的史前人类学事变，西亚移民说则揭示了上古时期激越的文明交融运动，而真正纯粹的“汉文明”的本土叙事，只能从两汉开始。后者才是汉民族身份自我认知的真正起点。
本文节选自《华夏上古神系》一书
本文配图皆来自《华夏上古神系》一书
上传与管理：杰夫
《华夏上古神系》为朱大可先生耗费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书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多种学科工具，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发现并证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第三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有助于修正人类文化起源的传统观点，向西方主流人文阐述体系注入“中国元素”。这些观点颠覆晚清以来的学界定见，为认识华夏文化的开放性特征、传承本土历史传统、推动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提供了富有卓见的启示，可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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