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有时是向后的-唐河文学
现代性有时是向后的
——在河北师范大学“现代性五面孔——70后文本与现代性写作”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桫椤
花城出版社策划出版了一套“现代性五面孔”丛书，五本书分别是：《古代的黄昏》（徐则臣）、《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李浩），《梵高的火柴》（张楚）、《独证菩提》（田耳）和《某年某月某先生》（东君）。丛书的命名显然是受到了美国批评家马泰·卡林内斯库的启发，卡林内斯库说审美的现代性体现在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和后现代主义五个侧面。上述五部作品并不能一一对应到这五个侧面当中马剑琴，只是以此为名对五位“70后”实力派作家各自现代性风格小说的集中展示。
作为“70后”读者，在我有限的阅读中有事找探长，我觉得这些作品中有两个人物形象特别能够代表我们这一代：一个是徐则臣《西夏》里的男主王一丁，另一个是李浩《他人的江湖》里的那个叙述者“我”。前者预示了我们随时都有可能面临突如其来的、陌生的、无头无尾的危险最强七友，反衬了日常生活的无序和深埋在我们内心深处的不安；而李浩的《他人的江湖》是一篇解构金庸《笑傲江湖》的中篇小说证魂道，作者虚设了一个叙述者，将其设定为余沧海的弟子，这个人物形象深刻表现了“70后”的角色痛苦：“我是江湖中那一类最不起眼的角色，我的任务是站岗放哨，生火做饭，在敌人侵袭而情况不明的时候一边大声叫喊一边先冲过去。”“70后”被理论界称为“被遮蔽的一代”，细想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始终是火头僧、扫地僧，天都在干着那种“生火做饭”的事。
“70后”为什么会有不安全感至尊圣体？是因为我们在当下的时代“德不配位”，没有足够的精神和意志能力控制身处物质和欲望漩涡中的自我。这是理性启蒙未完成的后遗症，我们在没有做足精神准备的情况下就仓促步入了现代社会。新旧交替，旧的未完工，新的任务又来临辛追复原图，所以到处都像是一个混乱的建筑工地。“70后”这一代作家就处在混乱错位的临界点上，向后看我们有一条历史的尾巴茶胡子，向前看我们望见刺激的诱惑。好在因为有那条现在看来“无用”的道德尾巴的存在，使我们身处危险之中随时在反躬自身，反思现代性的合法性。
我们的写作深刻表现了灵魂在道德场和欲望场中的挣扎，就像某个受过启蒙教育的人走过灯红酒绿的街区，一方面耐不住诱惑，一方面又觉得自己不能做寡廉鲜耻的事。表现这种危险性，这代小说家非常擅长。他们笔下的文本形态各异，每一篇作品里面的故事都很危险，而人物面对现实则表现出强烈的应激反应。结果则是化险为夷的，好的小说正是表现了这样一个个化险为夷的过程，可见作者“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在这种表现过程中李恩真，70后的小说家建立起了超越性的叙事伦理，那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文学写作中山口久美子，我们没有了那个“大一统”的紧箍咒，我们不想按照某种理论指示写小说，我们想让小说成为自由生长的植物陈信维，而不是某种观念的“定制产品”。这就是小说这个文体在中国的现代性进化。
杨春时在《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一书中说：“现代性源于人的贪欲，马克思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似乎有点偏激，但并非没有道理，的确理想和愿望（粗俗一点说就是贪欲）会引导人类努力的方向。而我们建构上述叙事伦理的方法，恰恰不是对现代性的膜拜和盲从吴费曼，而从传统中寻找钥匙。东君的《长生》、《如果下雨天你骑马去拜客》贼三国，徐则臣的《古代的黄昏》，体现了汉语叙述与汉民族传统的深切的一致性，不是说他们写了历史就是传统大城舞衣子，而是这些小说的整体气象和意蕴，以及人物的性格和行为方式体现着鲜明的传统特征；包括东君的《夜宴杂谈》，也反映了根植在我们日常生活方式下的思维方式和行动习惯，这些都是中国作家使用中国语言书写中国经验的典范之作。张楚的《忆秦娥》武汉经开万达广场张苏泉，田耳的《独证菩提》，李浩的《拉拉国，拉拉布》，以及其他几篇超现实的、寓言式的作品，文本的叙事动力不是靠着前卫的、外来的、鲜活的或者多变思潮中的因素，而是靠着书写我们传统中那些不变的东西。
但是毫无疑问，这些作品中的日常背景如此充满现代性意味；而对于汉语小说来讲，这些作品的反传统性、反成规性无疑呈现出深刻的审美现代性。所以，有的时候，现代性也好、先锋性也好，不都是一味向前的，而有时它也是向后的，它们的本质特征只有一个：自由，超越观念性的束缚。我想这才是关于现代与先锋最好的解释。
这一代作家的创作，面对经验，面对人性、道德和欲望，面对传统，我们充满现代性的叛逆；而面对“现代性”，我们又自觉应该秉承传统。我们就是这样矛盾着，结果就是我们愿意在形式上尝试新鲜的方式，但是在内里，我们仍然愿意向传统中寻找力量马世莉。或许，侯阁亭李浩笔下的这个“我”，也揭露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学发生学的秘密，他说：“我的身在体里有几千只蚂蚁，在爬，在咬，我说大大大大师兄我我我受不了了，这时一股热热的尿就在我的裤子里喷洒而出。”我们的小说是时代对人噬咬下的产物，全方位呈现了我们身处的日常和我们的角色困境。
钱玄同说，人过了四十就该死了，不死也应该被枪毙，因为接受新事物、创造新思想的能力弱了，人僵化了。自然这个说法是一种调侃，但“70后”作家的确走在一条游移不定的道路上，每个人都深陷选择的焦虑中。但“无限风光在险峰”，作为同代人，文青时代即将过去，回首我们是怎样一步步走到险峰上来的，一半是喜形于色，另一半则是是罪有应得-——因为文学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有了新变，而另一方面当湖十局，我们死到临头也无法安定下来天津五中，这个世界的不安全感有一部分是我们造成的，包括给小说这个文体造成的不安。
（桫椤，原籍唐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网络文艺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作协特约研究员林汉洋，保定市作协副主席，现供职于保定市文联创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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