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一个身影的起落-老衲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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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曾经的“东北王”，戴着眼镜的高岗还不到五十岁，是北京政府六位副主席之一。他虽然不是在“满洲”出生，却是满洲无可争辩的头号人物。就在备受好评之时，他却作为“反党集团”的主角跌落。而此时，距离斯大林逝世并不遥远。本文原载于2011年人民日报主办的《文史参考》2011年第5期（3月上），作者李辉，原题为《高岗，一个身影的起落》。
高岗与李力群
中国是“卫星国”吗？
一九五○年十一月，怡然自得造句当中国代表伍修权率团走进联合国会场时，苏联代表团团长的即兴讲话，使不了解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存在隔阂与矛盾内幕的人，对中、苏在朝鲜战争的一致立场和密切关系，更加深信不疑：
我们进入会议厅时，会议已在进行，正在发言的是苏联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他一见我们来到，立即中断了自己的演说，临时插进了一段对我们表示欢迎的话。他说：“请原谅，我暂且中断我的演说，我以我们苏联代表团的名义，借此机会向在主席的邀请下，现在正在会议桌前就座的中国合法政府的代表伍修权先生以及代表团其他成员致敬，并祝他们今天在联合国组织中开始的活动获得成功。”我到纽约后同他互相拜会时，他也曾向我表示，苏联在联合国内很少得到支持，常常感到孤立，很希望能有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联合国内同他们并肩作战。
（《伍修权回忆录》，一九三页）
然而，此时，仍有一个西方国家的首脑坚持认为毛泽东是另一个铁托，中国也不是苏联的“卫星国”，他就是此后不久访问美国的英国首相艾德礼。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到一九五○年十二月五日他与艾德礼会谈时，谈到了中国的话题：
艾德礼接着提出了英国政府的看法。他的意见是，中国共产党潜在的“铁托主义”已经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不认为中国是完全控制在俄国人手里，因此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分化俄国人和中国人，他们在远东是天然的敌人。
“我想，”他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设法使中国人不要认为只有俄国才是他们唯一的朋友。我希望中国人能和俄国人散伙。我希望他们能够在远东和俄国抗衡。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个见解，如果我们把中国看作苏联的卫星国，我们就上了俄国人的当了。”
（《杜鲁门回忆录》，四七一页）
杜鲁门的意见却相反。他明确对艾德礼说，“依我看中国共产党就是俄国的卫星”。半年后的《时代》，相继发表多篇报道，印证着杜鲁门的看法。
苏联专家风光无限
自新中国成立后，《时代》已无记者留在大陆。西方很难再能直接报道中国发生的一切。《时代》曾写道：“像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一样，红色中国的统治者也努力将他们封闭起来，离开非共产党世界的目光。一周又一周，新闻从红色中国流传出来——从每天来到香港的一千五百名中国人、从离开这个国家的外国人、从共产党的报纸和电台。”于是，“为了收集、比较、报道这些新闻，《时代》派罗伯特·内维尔（Robert Neville ）任驻香港记者。”
一九五一年四月九日，《时代》发表一篇关于中国经济形势的报道《红色中国内部》，其主要内容即是内维尔根据不同来源所做的综述。该报道正面叙述了红色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
上周，红色中国的报纸连续报道工业生产的增长，譬如，一九五〇年铜产量增长百分之十三点五。在满州，日用品供给已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二十六。同样，不同产品的统计均有增长，不过没有产量的基本数字。
两大成功。宣传性暂且不说，在统治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将近两年以来，共产党的经济成就何在？他们最大的成功是制止了通货膨胀，至少暂时做到了。靠课重税和征收资本家财产，中共实现了预算平衡。几个星期以来，人民票，即人民银行票，与港币的兑换，少有地保持在三千八百八十元人民票兑一元港币。不过，大约在一个月前，黑市的兑换涨至四千六百元人民票兑一元港币。这一达到百分之二十的增长，乃是因为朝鲜战争的支出，以及美国禁止向中国海运战略物资所致。
另一红色成功，是使中国火车准点，这如同二十年代墨索里尼时期一样令人惊叹。上海至广州、汉口至广州的旅客还谈到，卧铺车厢整洁、餐车价廉物美，餐车里悬挂着斯大林的肖像。共产党修复了一九四六——一九四九年间破坏的铁路，与此同时，还正在修建成渝铁路，完成这一长期的铁路建设。
俄国人在一九四五年末和一九四六年初占领满州期间，曾从中国运走了价值二十亿美元的日本修建的重工业设备——轧钢机、炼钢炉（床式反射炉）等炼油厂炼钢厂的设备。今年一月，北京宣布，俄国人开始重新安装机器。大约同一时间，宣布一九五一年的生产目标，这可能使满洲的产量，达到日本占领时期的百分之五十左右。 （《时代》，一九五一年四月九日）
在中国新的场景里，格外让《时代》感兴趣的是随处可见的苏联专家：
在中国其他地区，经济成效尚不明显。政府的财经委员会负责实施计划经济，引进苏联专家来帮助红色中国提高生产能力。在红色力量占领后不久，上海虹桥很快就有了一大片苏联人的聚居区——起初，俄国人只在自己的区域活动，现在，他们已分布到南京路等地段，做着以往外国大班们做过的事情——购物，购物，购物。在中国，俄国专家平均每月工资为七百五十美元，这些新富翁同志，不停地买手表、钻石、皮衣、毛衣、玉器、电冰箱。俄国顾客特别青睐美国产品。
（《时代》，一九五一年四月九日）
六月，《时代》再发表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内维尔的一篇电讯，以更大的篇幅叙述自中国大陆旅行后抵港人士的见闻，侧重来表明苏联专家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的重要地位：
真诚合作。“旅行者报告说，在全中国到处可以看到俄国人。他们人数众多，不再像以往那样只呆在屋子里不让人看到。如今，远至南方的昆明和广州，随处可见俄国人的聚居区。在中国各地的火车上，都是俄国人占据头等车厢，俄国食品开始出现，俄国劣质汽油，往南远运到上海，在那里，卖到一加仑四美元（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城市里只剩下大约五百辆私人轿车的一个原因）。”
“成群结队遍布全国的俄国专家，形成了新的特权大班，俄国政治活动家也在北京颇为活跃，中国的外交部常常扮演着迎合苏联大使馆的角色，而俄国大使明显是在中国的苏联最高官员，其地位无疑高过其他人，更大程度上他是唯一的‘政治代表’式的影子人物，他出席中国政治局的所有会议。从以上迹象看，俄国人即便没有把整个中国政府搬到莫斯科，他们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直接掌控。”
“北京与莫斯科结盟，是在一九五○年一月正式宣布（应是二月——译注），当时，党的领导人毛和总理周，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了为期三十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中，两个国家承诺以‘真诚合作的精神……参与所有国际行动，旨在维护和平，就所有重要的国际问题相互商量。’”
“那些在北京的高层人物，从来不会认为他们不是莫斯科严格的党组织的顺从者。他们所能掌握的手段仅仅是苏联的手段，政治局里每个人都强烈反对西方的自由传统单联丽。于是，指望在北京能有一个反俄的并发挥作用的圈子，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如在俄罗斯一样，红色中国也是一个遍布军人、警察、监狱和集中营的国度。”（《时代》，一九五一年六月十八日）
《时代》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的无限风光，可看作是对中国是苏联“卫星国”的一种诠释。
抗美援朝——至关重要的东北
随着朝鲜战争进入前线僵持与停战谈判的交错阶段，高岗——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时代》报道中出现了。东北与朝鲜前线的重要地理位置，高岗在东北的显赫地位，斯大林对之青睐的特殊性……诸多因素都使得《时代》不能忽略他。
发表于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九日《时代》的一篇报道，题为《长城之北》，配合报道，还发表了高岗的一幅标准照。报道这样写到高岗及东北的重要性：
在沈阳最近召开的一次共产党干部会议上，亚洲最有权力的人之一——冷漠、方脸的共产党人高岗，向党的干部发表滔滔不绝的演讲，他对部下们说：“我们……处在前线，我们必须做出牺牲。”
他所说的前线，是亚洲一片最富饶的地区——满洲，在毛泽东的共产党夺取中国之后的两年半以来，它已经成为中国的粮仓、工业心脏和政治领头羊。它目前也是军事后方，为在朝鲜的中国军队提供仓库和基地，同时，不断地为红色中国的一千五百架飞机提供隐蔽地，使其像鹰一样盘旋在陷于僵局的朝鲜。
作为它的三千六百万人民的首脑，少为人知的高岗，是中国共产党的巨头之一。很少有访问者——甚至包括在红色中国其他地方受欢迎的人——获准亲眼看到高岗的满洲，即北京所称的“东北地区”。不过，根据越来越多的报告，中共在上个星期完全承认，中国的红色未来决定于满洲这片四十四万三千二百七十五平方英里的土地，它名义上属于中国，但位于长城以北，实际上又在原来严格意义的中国之外……
工业：红色中国的鲁尔地区，在位于满洲中心的一个小的三角地带，由沈阳、鞍山、抚顺构成。在日本占领时期（一九三一至一九四五年），它成为可能是亚洲有史以来最大的工业综合体。后来，俄国人巧妙地掠夺了它的钢铁厂，一百五十万吨的产量降至勉强生产的五十万吨；丰满水电站曾为沈阳地区提供电力，但其大型发电机被拆卸运走。随后，中共渐渐地恢复重建。中共上个星期承认，鞍山的钢铁产量将低于一九五一年，达到七十二万吨左右。不过，据红色中国称，这一三角地带的其它煤矿、工厂和机械供应，均可完成生产目标。这一三角地带的工业产量，占红色中国煤矿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九（抚顺的烟煤煤矿，据说在世界上规模最大），占生铁的百分之八十七，占钢材的百分之九十三，占电力的百分之七十八。
（《时代》，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九日）
朝鲜战争期间，东北特殊的地理位置，其经济实力，乃至与苏联的特殊关系，构成了一个广阔的场景。在这一场景中，高岗的身影，赫然而立。
不过，历史这一页将翻得相当快。随着朝鲜战争停战谈判的进行，随着高岗在党内引发的震动，尤其是随着斯大林一九五三年三月的去世，高岗个人身影的消失，也就为期不远了。
“永远正确的……”
在一九五二年的中国，高岗的确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政坛要人。
《时代》关于东北地位的报道中，突出强调高岗的能力，以及他与苏联的特殊关系，苏联势力在东北的影响力等。在这样的叙述中，高岗无疑成了一个政治符号，证明着杜鲁门所持的“中国是苏联的卫星国”这一看法——
正确的共产党人。作为“东北地区”的领导人，戴眼镜的高岗，还不到五十岁，是毛的北京政府的六位副主席之一。他虽然不是在满洲出生（他出生于陕西），却是满洲无可争辩的头号人物。长期以来，他讲话喜欢多用辩证，在红色之龙的行程中，也就总是提前包含着调整与转向的可能。毛曾称他是一位“永远正确的”共产党人，这是一种很特殊的赞扬。他比其他地区的领导人，快得多地将农业与工业集中起来。在其政府结构、政务管理上，东北地区比起红色中国组建的另外五个地区，拥有更多的自主权，是高，而不是从北京派来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签订苏、满一九四九年贸易协定。直到最近，东北地区仍流通自己的货币。
俄国人。除上述之外，满洲还有俄国人——数以千计的俄国人，遍布于城市与工厂，担任“专家顾问”。另有数以千计的俄国人，在机场和基地，训练中国人驾驶俄国喷气式飞机和使用俄制武器。另外，还有数以千计的俄国人，在极其重要的满洲铁路的不同岗位上工作，上至管理层，下至养路工，这条铁路由俄国人和中共联合管理。
许多世纪里，满洲一直活动着两种人；事实上，目前它也是苏联与中国共产主义的婚床。它可能是初夜的测试，看是延续还是失败。在大连和旅顺港，根据雅尔塔协议，驻扎有至少三万名苏联军队，这使俄国能使用这两个港口，以及铁路的一半管理权。俄国军队估计会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撤走。
中国的宣传部门称他们的俄国客人为“老大哥”——他们没有注意到奥威尔（即英国小说《一九八四》的作者——译注）对这一词汇的含蓄表达，依靠俄国人教他们如何发展、如何管理工业和运输。即使俄国人真的如估计的那样撤走，数以千计的老大哥无疑仍将以专家顾问的名义留下来，以确保满洲不会摆脱俄国人的影响。在双方的首脑们看来，高岗的管理颇有效率，因此，他也就一直令双方都为之满意。
（《时代》，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九日）
高岗与斯大林的密切关系，后来也是人们一直乐于渲染的故事。英国作家韩素音在其所写周恩来传记中，记叙了斯大林在毛泽东、周恩来面前直接称赞高岗的细节：
毛泽东、周恩来发表了一系列热情洋溢、词句华丽的讲话，赞扬苏联的无私援助，保证维护中苏之间永久的友谊和团结。然后，准备启程回国。这时，斯大林向毛泽东射出最后一支箭，他说：“毛泽东同志，你的一些同事，对我们在满洲的合作，非常高兴。”接着，他赞扬了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高对俄国的援助感激万分，宣称：“我们之间不应存在任何边界。”斯大林对毛泽东说：“我们现在有了一位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毛、周乘火车回国途中，在东北逗留了五天。高岗乘坐斯大林送给他的崭新的俄国轿车前来迎接。
（《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二九二页）
谁会想到，高岗的显赫即将消退，迅疾化为过眼烟云。
身影消失
让人们震惊的是，曾经备获众人好评和青睐的高岗，在一九五四年二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被揭发和批判，随后又竟然成了中共当代史上的第一个反党集团——“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主角。
更让人意料不到的是，高岗最后竟然是以选择自杀方式而结束生命。韩素音写道：
高岗遭到监禁，情况不明地在牢房内自杀了。毛公开责备迫使高岗自杀的人，认为这不是对待同志的方式。但是，反高、饶的清洗开始扩大到全党，成为一场追查“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的肃反运动，尽管这种提法非常含糊不清。肃反运动一直持续到1956年底。
（《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三○二页）
从此高岗的身影，跌落在人们的视野之外。
历史起落，瞬息万变。
高岗身影到底为何消失，是当代史研究的一大困惑，值得研究。如此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当然有着诸多极其复杂、极其微妙的原因。此处其他原因暂且不论，我更愿意将一九五三年三月斯大林的去世，看作一个颇为直接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随着斯大林的身影在共产主义阵营的消失，为他所青睐的高岗，其退场只是早晚之事。不过让人吃惊的是这一退场来得如此之快，结局如此之难以想象。
斯大林去世后，周恩来代表中国前去参加葬礼。英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迪克·威尔逊，在所写周恩来传记中，特意提到毛泽东没有前去参加葬礼的这一情况，并就此展开一番议论。他认为斯大林的去世，对于中国领导人们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解脱：
1953年3月，为苏联的斯大林举行葬礼时，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人都聚集到苏联。许多人预料毛泽东会露面，他现在或许会名正言顺地声称是那个统治集团的最高人物。但是，他宁愿躲避在俄国人手下进一步遭到怠慢，因为这种怠慢是预料之中的，他早已领教过了。此外，他1949年的那次访问还从未得到任何苏联高级掌权者的回访，更不用说他的两位主要助手刘少奇和周恩来的那些访问了。
在莫斯科的仪式上，他是站在苏联领导人之间的惟一外国人，而没有和外国代表团在一起，当斯大林的灵柩离开时，周恩来迅速走在它的后面，与苏联新的国家领导人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处于同样的位置上。
周恩来曾深受斯大林的暴躁和吝啬之苦，这时，他一定对自己在马克思主义世界中所给予的如此殊荣而感到高兴，这种殊荣是他没有预想到的。当他肃穆地走在这位暴君的遗体后时，他一定会想起他曾怎样等候过来自这个人的遥远的决定。斯大林的威名曾使中国同志感到发抖；他也一定记得，斯大林是怎样像一个摩天大厦上的警察指挥下面的街道交通那样指挥着中国革命的。
（《周恩来》，二七二页）
威尔逊所论，事出有因。
在苏联面前站起来
一九五二年的夏天，当朝鲜战争进入僵持阶段后，周恩来曾又一次前往莫斯科访问，请求斯大林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以弥补中国派兵朝鲜付出的巨大牺牲和损失。这一次的谈判，与毛泽东当年的来访一样，依然不顺利：
竭力把红军（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引者注）留在朝鲜境内，无情地消耗着中国的有限资源。1952年夏季，周恩来带着国防专家前往莫斯科，强烈要求克里姆林宫尽可能给予补偿，中国人用鲜血在朝鲜捍卫着俄国的利益。据说，赫鲁晓夫说话时以一种屈尊相就的态度将周恩来形容为“一个聪明灵活的、目前我们能交谈的人”。通过几个星期不停的争论，周恩来说服斯大林同意放弃半殖民主义的特权。这些特权在第一次谈判中有所保留。斯大林同意进一步增加苏联的经济援助。不过，周恩来不能感到满意。它的数量任何意义上都不能与中国战士，包括毛泽东的儿子做出的牺牲相等。
（《周恩来》，二七一页）
《毛泽东传》的作者肖特，在分析斯大林去世的影响时，还同时强调毛泽东派兵入朝参战对中国地位上升而产生的影响。两者相辅相成，改变着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格局：
朝鲜战争后，在毛的著作中，美国已不再是惟一的纸老虎了。中国对待苏联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在制止北朝鲜的溃败上，中国助了苏联一臂之力。斯大林的继任人当对毛的新政权刮目相看，恐怕还得带有一丝忧惧才是。倘若一个虚弱的中国尚且能够如此英勇地行事，俄国的这个伙伴一旦壮大起来会有何许前程呢？对毛来说，莫斯科的股票已经下跌。俄国人不仅不地道地诱迫中国卷入一场它本想避免的冲突，而且他们还露出了靠不住和骨子里虚弱的老底子。
从表面上看，什么也没有改变。中国拼命争取苏联的援助重建经济。在1950年的冷战中，它也没有转而求援的地方。但是，轻蔑仇视的种子已经播下了。
（《毛泽东传》，三四九页）
一切已经变化。北京——莫斯科，不再是《时代》当年所说的“轴心”状态了。
一切，朝着有利于毛泽东和中国的方向发展：
赫鲁晓夫与布尔加宁于1954年晚些时候来到中国，参加人民共和国五周年纪念日的庆典。这是克里姆林宫的高级人物第一次访问盟国中国，新的俄国领导人不仅要弥补他们过去的疏忽，而且把话题扯到了过去遗留下来的各种棘手问题。他们同意从旅大撤出他们的军队，将过去双方共同经营的联合股份公司移交给中国，为中国的发展贷一大笔款，扩大科技合作等。
（《周恩来》，二八四页）
随着斯大林远去，所谓“东方的铁托”之预测，似乎也不再有任何意义。不过，历史的奥妙常常在于去留之间的余韵。
艾德礼在杜鲁门面前所发的“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分化俄国人和中国人，他们在远东是天然的敌人”这番议论，没有过时。几年之后，中苏两党的隔阂与矛盾终于浮出水面。一九六○年之后，两党的理论分析与冲突，更趋白热化。历史行至一九六九年三月，在中苏边界乌苏里江的珍宝岛上，中苏两国军队突然爆发军事冲突，两党的分歧，俨然已演变为硝烟弥漫的主权之争。此时，距毛泽东握别斯大林，离开莫斯科，几近二十年；距高岗身影在政坛消失，整整十五年。
世事变迁，难以预料。身影起伏，恩怨沧桑，如何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