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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洪明代特别是中后期注重实用之学军事领域也不例外,戚继光就是代表-揭秘历史文化

明代特别是中后期注重实用之学军事领域也不例外,戚继光就是代表-揭秘历史文化
戚继光在《纪效新书自叙》中说:“数年间,予承乏浙东,乃知孙武之法,纲领精微莫加矣,第于下手详细节目,则无一及焉。”其实“纲领精微”的不仅是《孙子》,明以前的兵书,多为精深微妙,形而上者。明代特别是中后期注重实用之学,军事领域也不例外,戚继光就是代表。
军事思想主要是由军队建设思想和战争指导思想两个方面构成。军队建设思想包括选兵、编伍、武器配备、思想、技艺、营阵训练等;战争指导思想包括谋略运用、战略战术等。戚继光军事思想在这两方面的论述都相当具体,人们拿来就可以用。
我们来看治军思想。戚继光的三部兵书十八卷本《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和十四卷本《纪效新书》的最大特点就是叙述了治军的整个过程,可操作性强。当时的各个兵种,包括陆兵、骑兵、水兵、车兵,怎么选兵,怎么编伍,怎么配备武器,怎么练耳目、手足、心,怎么练行军、扎营和作战逆天吴应熊,以及怎么哨探,怎么筑城,怎么防守城池等等,这三部兵书都作了具体的叙述,并配有图样。这样,人们认认真真地按照戚继光所说的去做,就可以把普通的老百姓编组成军队并练成一支能征善战的节制之师。“练兵之要在练将”,戚继光的《练兵实纪》和十四卷本《纪效新书》对如何培养德才识艺全备的将领作了具体阐述。要让他们读书,读什么书,怎么读,要让他们实践,怎么实践,环环相扣,同样是拿来就可以用的。
在戚继光以前,中国古代兵书有几百部之多,但找不到一部练兵的专著。明代兵书现存的有六百余部,真正称得上是练兵专著的只有戚继光自己所著的三部、根据戚继光所著兵书改写、摘录的几种和徐光启的《兵机要诀》《练兵条格》,另外俞大猷的《大同镇兵车操法》《广西选锋兵操法》《镇闽议稿》和《京营战车近议》是四篇专谈练兵的文章,此外再未见专谈练兵的兵书了。
徐光启的两部兵书为后出,如果我们把他的兵书和戚继光的兵书比较一下,至少有两点不同:一是徐光启的兵书没有戚继光的详细具体。譬如练艺彭洪,徐光启也强调“除去花舞,专学架隔击刺数法”,但他没有列出正确的招势,这也可能是因为有戚继光兵书的缘故李可云。二是徐光启有的要求偏高,不容易做到。譬如选士,他说:“凡选士御兽修仙录,以勇、力、捷、技四者取之。”这四字每一个字都要求比较高,如“捷”,他说:“捷之凡有三:曰超、曰走、曰获。超有跃起,有跳越。甘延寿超逾羽林亭楼者,也;岳飞教人学注坡跳壕者,越也。走者,疾行。元人试贵鹞赤河西务至御前,三时行百八十里是也。获者,接取。
庆忌手接飞鸟之类是也花宫真惜意绵绵。”所以真正选到这四字具备的人实在比较难。这恐怕是徐光启练兵失败的原因之一。俞大猷的四篇文章主要讲的是训练,没有戚继光讲得全面。另外有的著作中也有治军的内容,较为突出的是何良臣的《阵纪》和何汝宾的《兵录》闵国器。《阵纪》这部只有四卷的兵书,第一卷讲的是治军。该书晚出,吴春怡治军一卷吸收了戚继光和俞大猷的某些观点,如选兵采戚继光的观点:“最喜诚实,独忌游闲龙珠阿沙隆,不在武技勇伟,而在胆气精神。”而练胆气则采用俞大猷的观点:故善练兵者,必练兵之胆气。……故善练兵之胆气者,必练兵之武艺”但该书只用一卷的篇幅,自然不可能详细具体。何汝宾的《兵录》十四卷,前七卷为治军的内容,有很多采自戚继光的兵书。
这里只举一例:十万之众,非一人可当,必赖士卒,誓同生死,奋勇冲锋。兵法:爱之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古人吮士疽,杀妾以飨,投醪共味,此何等作为!如今将领不惟不推恩,而且虐使之,不可枚举,谁与共性命哉?夫士卒虽愚,最易感动,死生虽大,有因一言一屡之恩,而甘死不辞者。惟我真能爱士,自然观感,固不必人人受千金之惠,再生之德,然后谓之爱,而得其心耳。
但该书因汇集前人之说,有时不免杂乱。如,何汝宾说:“为将之要,治心第一袖珍三公主,治气、治力次之。”这个提法有新意,和戚继光的练心思想是一致的。但如何治心?“以整待乱,以静待哗是也。”这又重复孙子的话了。所以,就可操作性而言倾城元素师,无论是戚继光之前、同时,还是他以后的一些兵书,都无出其右者。吴起说:“圆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分而合之,结而解之车恩俊。每变皆习,乃授其兵。”吴起这里讲的是阵法的训练,圆阵变方阵,跪姿变立姿等,但什么样的圆阵变什么样的方阵?怎么变?让人摸不着头脑。
《管子》提出了“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二曰,教其耳以号令之数;三曰,教其足以进限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长短之利;五曰,教其心以赏罚之诚。”应该说,提出目、耳、足、手、心“五教”,这对教什么已概括无遗,是了不起的。但所缺的还是“下手详细节目”,怎么教?宋官修兵书《武经总要》在教兵具体化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它的前集卷二《习勒进止常法》《教平原兵》《教步兵》《教骑兵》等篇喜洋时代影城,对怎样教讲得就比较具体。戚继光的兵书写得那么具体,不排除受它的启发或影响。但《武经总要》只有教兵这一方面,并没有涉及到整个建军学说,如它没有选兵、束伍等内容。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是作者曾公亮等是文人,没有实际带兵和作战的经验,“未娴将略,所言阵法、战具,其制弥详,其拘牵弥甚”,因此不能和戚继光的兵书相比。由此可见戚继光军事思想的可操作性在中国军事思想史上的地位。
戚继光军事思想的这两个特点,表明戚继光是站在当时社会军事思潮的前列大巫纪元,领导着这个思潮推动着这个思潮前进的。也正因为如此,它确立了戚继光在中国军事思想史上的地位。戚继光对中国兵学的贡献即使不能同孙武并驾齐驱,也是继孙武之后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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